習近平紀念「血戰湘江」　要鞏固自身權力與歷史地位

面對中國內外交迫的形勢，習近平最近政治動作不斷，親赴海南三亞出席3艘主力艦艇啟用交接儀式（分別為094A型核子潛艦長征18號、055型驅逐艦大連艦，以及075型兩棲攻擊艦海南艦）。外界認為這是北京回應美軍及其盟國在區域進行軍事威懾的政治訊息，也是官媒宣稱「展現物質性的防衛力量的能力」。

其後，習近平藉由參訪廣西湘江戰役紀念園時表示「在最困難的時候堅持下去」才能不斷取得奇蹟般的勝利。他還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困難再大，想想紅軍長征，想想湘江血戰」。宣傳體系將其定義「藉助精神力量來強化戰勝困難的決心」。

唯心論式的精神動員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按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解讀，前者的物質能力展現的是「經濟基礎下社會生產力的總和」，亦即體現了當下中國先進綜合國力的拳頭力道；後者則反映了「上層建築中的價值理念」，按中共當下的詮釋自然是堅定不移且戰無不勝的習近平思想。實力原則因為可以量化不難理解，但是唯心論式的精神動員則讓外界霧裡看花甚至匪夷所思。

深入觀察，研究中共政治的專家都明白，領導人談及重大的黨史事件都具備旁徵博引、借古喻今的象徵意義，這個政治溝通對象並非國外政府與平民百姓，因為一般人很難從晦澀不明的歷史脈絡暸解其深刻內涵，唯有經歷綿密黨化教育與參與權力鬥爭的黨內菁英，才能入木三分參透這種「特殊性對話」的弦外之音。言下之意，只有重新再現彼時國共鬥爭的歷史情境，才能詮釋習近平的語境邏輯。

研究中共政治的專家都明白，領導人談及重大的黨史事件都具備旁徵博引、借古喻今的象徵意義。（圖片摘自新華網）

1933年10月17日，蔣介石動員近100萬國軍，開始攻打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各個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第五次圍剿」。

為了記取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歷史教訓，國軍大致掌握了毛澤東所採取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人民戰爭的本質。

為了反制中共的游擊戰術，國軍採取步步進逼的碉堡戰略限縮游擊戰的空間範疇，這也是當年英國在布爾戰爭與清朝剿滅捻亂的策略：只要消耗對手的機動力，並透過部分出擊的戰術打亂節奏與流竄方向，即可贏回戰場的主導權；多數軍事專家稱之為「戰略攻勢，戰術守勢」的分進合擊反應策略。

參透習近平的「特殊性對話」

當國軍採取堅壁清野、穩紮穩打、縮小包圍網的策略時，中共中央當時，握有權力與軍事指揮權的不是毛澤東，而是由博古（秦邦憲）、周恩來與第三國際軍事代表李德組成的「三人團」指揮戰局。面對國軍的新戰略與優勢兵力，李德不僅放棄了昔日化整為零、飄忽無常或圍點打援的游擊模式，反而主張透過「短促突擊」的方式與國軍進行野戰與陣地戰，其結局自然是雪上加霜，最後只能面臨突圍的下場，這就是中共吹噓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起因。

當中共開始流竄後，國軍除了一路尾隨追擊外，同時聯絡地方軍閥試圖建構攔截網進行圍堵，最關鍵點一場戰役於1934年11-12月，在湖南道縣和廣西省全州縣的湘江兩岸地區爆發。蔣介石調集25個師沿湘江構築了對共軍「長征」的第四道封鎖線，最後殲滅了六萬共軍，使得其主力紅一方面軍面臨毀滅性的打擊。這也迫使在1935年1月舉行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這就是中共黨史上的「遵義會議」。

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領導，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新領導集體，同時也恢復了對毛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這不僅是中共強調「黨指揮槍」的典故，同時也有助於毛澤東在日後延安整風中清算國際派的實力基礎，至此毛個人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直到他去世為止。

對習近平的領導要「高舉旗幟」

由此看來，習近平紀念湘江戰役實在寓意深遠。首先，他想說明的是「錯誤的領導路線，必然造成黨的失敗」，必須記取三人團在五次圍剿與長征初期的政治錯誤，在黨生死存亡之際要「選對立場」；再者，中共當下的處境其實猶如湘江戰役開打前後的情勢，他呼籲黨內更多志士學習當年紅一軍團指揮官林彪、聶榮臻犧牲奉獻的精神，在黨風雨飄搖時要「表明態度」；最後，正因為遵義會議才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發揚光大，當下唯有高舉習近平路線中國才能再度共渡難關，在中共建政百年重大時刻，對於習的領導要「高舉旗幟」。

諷刺的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勉強完成「史詩級長征」未必與遵義會議的權力改組有直接關係，除了西安事變外，地方勢力的保全心態與共軍的政治默契也有高度相關，否則早在西南戰場被國軍合圍殲滅。

習近平紀念湘江戰役實在寓意深遠，他想說明的是「錯誤的領導路線，必然造成黨的失敗」。（湯森路透）

對地方軍閥而言，紅軍長征具有中國歷史上「流寇」的屬性：「裹挾農民，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擋；如有攔其鋒者，莫不粉身碎骨」就是基本特色。在此背景下，官軍追剿自然有其對策：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百利無一弊。

這就是白崇禧當年在廣西採取的「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的策略，除了讓共軍逃過被殲滅的下場，也讓尾隨的中央軍有餘力把政治勢力伸入西南各省，雖然未竟全功，但南京政權在四川與湖南頗有斬獲，直言之，國共雙方雖然各取所需，卻也埋下日後國民黨內戰失敗的伏筆。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