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盟／遮陽傘會曇花一現嗎？ 看見台灣城市高溫治理的關鍵缺口

近來台北市在公園與街道設置遮陽傘，引發熱議。討論不只集中在成本與程序，更延伸到颱風前砍樹的爭議。遮陽傘的爭論回歸到一個問題核心：面對極端高溫，市民對城市綠蔭與遮陽的期待日益迫切，但台灣在對抗高溫的公共政策上，仍缺乏清楚一致的標準與整體規劃。

目前的政策討論，往往流於零星工程，而非從都市空間、行人安全與後續維護來做通盤考量。各縣市若要進一步推動遮陽與降溫措施，除了談設施外觀、造價成本，更應公布客觀的選址與管理依據，使大眾可以檢視政策成效，也讓遮陽傘規劃回歸到宏觀的城市高溫調適治理。事實上，台灣部分遮陽傘便是從韓國引進，過去也有地方民意代表赴韓考察，顯示此類措施是有國際城市治理脈絡可循。韓國早已將路口遮蔭納入都市規劃，從選址、安全到維護都有明確規章。台灣若想借鏡韓國經驗，將遮陽傘制度化管理，可從修訂《市區道路條例》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著手，增訂相關的設置規範。

抗暑不能只靠零星試辦，唯有建立權責清楚、能複製且長久運作的制度，遮蔭措施才能真正普及。如果沒有清楚的法源、選址原則、維護責任與安全規範，遮陽傘很容易淪為曇花一現的實驗品；反之，若能先建立制度，再推動設置，遮陽與綠蔭才有可能互補，而不是彼此對立。

在都市規劃的架構下，讓樹蔭與遮陽傘各司其職

除了遮陽傘缺乏明確制度規範之外，相關爭議焦點也在於「種傘」或「種樹」的論戰，兩者原應是各自因地適宜，但卻演變為二選一。實際上，在國際案例中，樹蔭與遮陽設施都是常見的高溫調適措施，且兩者可依不同場域條件相互搭配。

如巴塞隆納在《氣候行動計畫》（Pla Clima）中，將樹木列為提供遮蔭的優先方案，也同時將遮陽設施納入公共空間降溫策略。目前巴塞隆納全市約有 62% 的公共空間設有遮陽設施，涵蓋 66 座兒童遊樂場、15 所學校操場及三處大型公共空間的混凝土鋪面，在這類地下管線密集、難以種植大型樹木、需維持行車視線，且需要短期改善曝曬環境的地點，遮陽設施可作為補充措施，快速提供遮蔭，降低使用者暴露於高溫日曬的風險。

然而，無論是樹蔭還是遮陽設施，都只是高溫調適的具體措施之一，高溫韌性城市強調的是整體空間環境的改善，而非仰賴單一設施達成降溫，這些單點式的措施確實有其關鍵角色，但整體的都市規劃更是長期抗高溫的核心。因此，地方政府應在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等相關規範中，納入高溫調適的措施，包括保留通風廊道、規劃開放空間、設置遮蔭設施與提高綠覆率等，並將這些設計概念轉化為具體且可執行的制度要求。

相較於以汽車為主、不透水鋪面、綠地零散的傳統城市，高溫韌性城市強調透過都市規劃與公共空間設計（參考下圖），整合綠地、遮蔭、涼爽表面、低碳運輸及再生能源等多元策略，從源頭降低都市熱島效應，提升城市面對極端高溫的韌性。

將高溫調適融入日常工程，逐步打造高溫韌性城市

台灣都市地區地狹人稠，已開發地區的建築密度高，因此在短期內，高溫調適工作很難大刀闊斧地重新劃定都市空間。不過，高溫調適不一定需要大規模空間改革，也可以融入在既有的公共空間工程改善之中。

以法國巴黎的 OASIS 計畫為例，該專案將高溫調適的思維結合校園操場改建，透過鋪設透水鋪面、擴大植栽遮蔭、建置雨水回收及引進低碳材料，將校園轉型為與社區共享的「清涼島嶼」。傳統的操場整修往往僅止於安全或美觀，但融入高溫調適原則後，單一工程便能同時回應都市暴雨（雨水貯留）、極端高溫（植物蒸散降溫）及社區缺乏綠地（空間共享）三大問題。這證明了城市降溫不一定要等到大型公共建設或都市更新，既有公共空間的翻新工程，同樣能創造顯著的微氣候調適效益。

同樣的思維也體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漢普頓路規劃區委員會總部在翻新破損的瀝青停車場時，打破傳統沿用黑色瀝青的慣例，改採透水混凝土鋪面，並搭配在地原生植物與回收材料，讓原本的維修工程，能同時發揮降溫與減少淹水風險的效益。

借鏡國際經驗，台灣應積極把握都市更新、道路改善、公園整修及校園改建等公共工程契機，在道路工程規劃階段即納入提高綠覆率、串聯連續綠廊、鋪設高反射鋪面等設計原則，並落實通風廊道的留設，讓每一次的日常公共工程，都成為從源頭為城市降溫、打造耐熱體質的好機會。

高溫調適需回應在地居民及脆弱族群的需求

回到台北，萬華艋舺公園的重建原本應該是個機會，正好借公共工程為台北這個最熱的行政區降溫。可惜，這次整修將原有的不透光頂棚改為玻璃頂棚，本意是營造美觀開闊的公共空間，卻忽視了該區的天氣狀況。玻璃頂棚會加劇曝曬，令民眾在盛夏難以駐足納涼；甚至有觀點認為，這項改動意在驅離當地的無家者。對老舊社區而言，公園翻新本應是引入綠蔭、調節高溫的絕佳機會，如今卻因脫離實際需求而使公園更顯炎熱，無疑是緣木求魚。

要緩解都市地區的高溫情況，不只要做好公共空間的降溫工程，也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及規劃。遮陽傘與高溫調適若要制度化，降溫資源的分佈與判斷必須有理有據，真正對應到高溫地區和脆弱群族的需求。無獨有偶，韓國的遮陽傘其實也有過類似的爭議。有韓國報導就指出，羅州市老年人口較多的地區，並未獲得更多遮陽傘，反而是集中設置在較多年輕人聚居的地帶。而韓國學術研究也提出，高溫調適的資源呈現「城鄉差距」，大城市往往有較多預算應對高溫，而中小型的縣市卻明顯準備不足。從熱浪因應預算來看，城市地區五年平均預算約有373億韓元，而農村地區平均預算只有97億韓元，約為前者的26%。

韓國的縣市資源不平等爭議，正好提醒台灣：高溫調適不只是增設降溫設施，更應考量資源的公平分配；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之間，應建立更完整的上下層級治理架構與財政機制，以引導遮陽傘等降溫資源落到最有需要的地區與族群。

以脆弱族群需求為核心，實現降溫資源公平分布

高溫帶來的衝擊並非人人相同，不同族群因暴露程度、生理敏感性及調適能力的差異，承受的熱風險也有所不同，因而面臨不同程度健康與生活衝擊。因此，要達到溫度正義，並非讓所有人獲得相同的降溫資源，而是以最易受高溫影響者的需求為核心，確保調適政策與降溫資源能回應實際風險分布。C40 發布的指南《如何讓你的城市適應極端高溫》（How to Adapt Your City to Extreme Heat）指出，城市若要從災時應變轉向主動建立抗熱韌性，關鍵在於掌握熱風險形成的原因，分析不同族群與地區所面臨的暴露程度、敏感性與調適能力差異。除了老年人、幼兒、孕婦等生理上較敏感的族群，戶外工作者、無家者，以及低收入、居住品質較差或面臨能源貧窮的居民，也往往因缺乏遮蔭、綠地、飲水設施及室內降溫設備，而暴露於更高的熱風險之中。

因此，高溫調適政策應檢視降溫資源是否真正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國際研究顯示，熱島效應容易集中於低收入社區，這些地區不僅建築隔熱條件較差、樹木覆蓋率較低，也更容易因沉重的空調電費負擔而無法有效避暑，台灣部分老舊社區同樣呈現類似現象。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高溫調適行動前，應系統性盤點公園、行道樹、綠地、水體等具降溫效益的綠色基礎設施，並與熱脆弱性指數、人口結構及社經資料交叉分析，找出高熱風險、高脆弱性且降溫資源不足的重點區域，作為都市綠化、公共空間改善與降溫投資的優先依據，讓有限的資源真正發揮降低熱風險的效果。

誰能參與高溫調適政策成關鍵

除了硬體建設與制度規劃之外，高溫調適治理另一項關鍵卻經常被忽略的工作，是積極納入民眾參與。尤其是熱傷害的高風險族群，例如長者、兒童、身心障礙者、經濟弱勢者及戶外工作者，是否能平等參與政策討論，攸關他們不同的生活經驗與高溫處境能否被看見，進而共同編織出一張接住所有人的「高溫調適安全網」。

因此，高溫調適政策有必要引入更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機制。當前氣象監測站大多集中設置於學校、公園或公家機關等較為空曠的地點，目的是得到更準確的氣象資料。然而，除了客觀的資料分析，在地化的高溫治理也需要仰賴在地居民的實際感受與觀察。從哪些路口缺乏遮蔭，到哪些公園在午後幾乎無法停留，這些第一線的在地經驗都應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並使高溫調適工作更貼近社區的真實生活需求。

面對日益嚴峻的高溫挑戰，城市從零星的應急措施逐步邁向結合專業規劃與公民參與的整體調適策略。無論是民眾對遮陽設施的期待，或是對樹木保育的重視，都是高溫調適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更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以及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參與，才有機會讓高溫調適從遮陽傘示範案所引發的爭議，邁向由政府與市民共同建構的城市高溫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