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深圳日童不會是最後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受害者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功的確使其逐步邁入現代化的國家行列。然而，根據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應該會推動政治開放和民主化。但現實中，中國卻反而符合政權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的預測：在威權體制下，迅速的經濟增長只會鞏固專制政權的權力，並壓制民主化的力量。中國的現狀似乎恰恰印證了這一理論：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帶來政治自由化，反而被中共用作鞏固一黨專政合法性的工具。

2024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變紀念日，一名年僅10歲的日本男童在深圳上學途中慘遭刺殺，最終搶救無效死亡。儘管中共當局將此事歸咎於兇手精神異常，試圖淡化為個別事件，但實際上，這是中共長期推動仇外情緒和仇恨教育的必然結果。這並非孤立事件，在此之前，已有多起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襲擊——如2024年6月一名日本母子在蘇州被襲擊、同月四名美國教師在吉林遭到持刀攻擊。這些暴力行為背後是中共長期煽動極端民族主義和反日、反美情緒的毒果。

對於中國的小粉紅們來說，這種仇外情緒早已內化。為了博取中共當局和同溫層的認可，甚至為了在極端的愛國表現中「出名」，他們覺得殺害一名日本男童並不是大事。事發後，中共如常採取裝死和淡化處理的手段，而中國網絡輿論則普遍認為這起兇案是對日本「復仇」的正當行為。甚至有疑似副縣長級的官員公開宣稱「殺個小孩算什麼，本子（日本人）的美爹每天殺幾百吧」。這些扭曲的言論正是中共長期仇恨教育的結果。

中共的「戰狼外交」本質上是一場有組織的仇恨傳播，旨在轉移國內對經濟困境的不滿，製造對外敵對情緒以維護政權穩定。從經濟角度來看，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的計算顯示，中國房地產市場低迷使得約18萬億美元的家庭財富蒸發，而降薪和裁員潮更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安情緒，青年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壓力與民族主義情緒的結合，不僅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減弱，甚至直接導致外國企業撤資。根據中國日本商會的調查，近半數日資企業計劃減少或停止在中國的投資，四分之三的受訪企業對中國今年的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原因包括工資上漲、物價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中共也在社會層面上加強敵情意識。2023年修訂的《反間諜法》擴大了間諜的定義，去年5月，《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進一步限制了科技、軍事及互聯網相關人員的出國自由。而全民抓間諜和《愛國教育法》的推行，則強化了極端民族主義。任何被認為冒犯中國的國內外人士，從直播主到外國品牌，若不挺中國，便面臨封殺或抵制。新出台的《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的文件甚至明確將煽動分裂國家的行為列為重罪，最嚴重者可處以極刑。這些政策進一步助長了對外國人和異己的敵視與排外。

這一切讓人想起二戰前的日本與德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滋長似乎已走上不歸路。中共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正將中國推向一個愈發排外、敵視外界的方向，未來不僅對中國內部穩定構成威脅，還可能對全球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