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野百合學運領袖憶當年 以草根民主促改革
36年前，全台各地大學生滿腔熱血集結在中正紀念堂，提出解散萬年國大、廢除臨時條款等訴求，成為1996年總統直選的催化劑。當年擔任野百合學運發起人周克任、總指揮范雲及決策小組成員陳尚志回憶起當年這場運動，雖然為台灣之後的民主改革揭開序幕，但如今台灣的憲政與民主仍面臨許多挑戰。
「萬年國大」成為「野百合學運」導火線
1990年3月第8屆總統、副總統改選前夕，國民黨內爆發「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二月政爭」，使得政治氛圍詭譎。當時正、副總統的產生是由43年未曾改選過、被稱為是「山中傳奇」的「萬年國大」間接選舉決定。
老國大當時還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增額國大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甚至研擬提高出席費至新台幣22萬元，引起社會譁然。
時任台大學生會長、現任民進黨立委范雲召集同學一同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靜坐抗議。范雲憶起這段往事，表示她當時非常關注校園民主議題，卻發現校園無法民主的部分原因來自國家不民主，而國家不民主的核心問題就是國民大會未曾全面改選。范雲：『(原音)老國大其實就是過去在194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或是中國選舉產生的，可是來到台灣之後就從來沒有被改選過，因為當時的威權政府告訴大家說要等到反攻大陸的那一天，他要代表全中國才能夠改選，也因為這樣我們反對，認為說中華民國的總統為什麼不是台灣人選出來的？為什麼是一群在台灣沒有民意基礎的人？因為當時所謂增額國大的比例非常低，就是為什麼不是台灣沒有辦法代表台灣的民意？也在這樣子的一個理念下，我們就認為無論如何我們學生要站出來抗議。』
野百合學運總指揮、民進黨立委范雲接受中央廣播電台臺專訪。(趙婉淳 攝)
而當時到場拍攝記錄台大學生抗議的台大大氣系學弟周克任，眼見學長姊在抗議過程中和鎮暴警察爆發肢體推擠，難掩心中怒氣，也決定走上街頭，並於2天後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拉起「我們怎能再容忍700個皇帝的壓榨」布條，為野百合學運拉開序幕。
由於中正紀念堂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區域，雖然當天在場外有多輛全民計程車力挺抗議學生，但他們仍擔心自己是否會被驅離或逮捕，因此第一天晚上徹夜未眠。周克任憶起當年的緊張氣氛仍歷歷在目。周克任：『(原音)我們就3個人，因為要先簽1個發起人，不然那個報社不會理我們的，所以簽完了之後我就跟楊弘任、跟他們講說就不要跟爸爸媽媽講，所以大家都沒有講。可是我們也在賭一件事，應該不至於被槍斃吧？』
1990年3月在中正紀念堂展開野百合學運，圖為野百合學運決策小組成員之一的陳尚志(左)、總指揮翁章梁(右)。（周克任提供）
當年也是決策委員會一員的陳尚志，也透露他們在安全上有所顧慮。他說：『(原音)把學生跟群眾分離這個是後來被批評，但是我們那個時候覺得分離比較安全，因為他們不太會對我們怎麼樣，你如果有外面的人跑進來亂個什麼飛機的話，那事情可能就很難收拾。』
靜坐學生的訴求除了解散引爆民怨的萬年國大外，被視為架在憲法之上的「違章建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被質疑擴大總統職權。
後來全台各地大學生陸續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經討論後，確立「野百合學運」的四大訴求，包括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在場實踐草根民主 決議與李登輝會晤及撤退
全台各地大學生陸續湧進中正紀念堂。為展現由下而上的決策機制，野百合學運的決策單位從原本7人決策小組，擴大到以學校為單位的校際代表。
1990年3月全台各地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展開「野百合學運」，圖為發起人之一的周克任。（周克任提供）
靜坐抗議的大學生還在現場設置「李登輝席」，期待時任總統李登輝能夠親自到場向學生說明是否接受四大訴求。然而，遲未等到總統回應的學生們感到焦慮，於是進一步採取絕食抗議，這也升高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緊張對峙。
直到1990年3月20日，李登輝以新聞稿形式首度出聲，承諾召開國是會議，隔天，李登輝順利連任當選第8任總統，當晚便在總統府接見抗議學生。
范雲表示，當時學生們對於是否見李登輝一事展開激烈討論，有人堅持要李登輝到中正紀念堂，也有人擔心會晤後「被摸頭」，最終由各校投票決定，同意去總統府會見李登輝。會晤時，李登輝期盼學生相信他有改革理念，並答應學生所提四項訴求，及承諾保障學生回到校園不會被秋後算帳。
在獲得李登輝正面應允後，下一步就是考慮要退場或是繼續抗議。陳尚志說，經各校投票後決議解散，不願散場的學生最後也遵守這個共同決議，陳尚志：『(原音)校際會議當然辯論很多，但是重大的事情我就請大家回去討論，然後回來報結論。不要是你個人結論。是你們學校的結論。後來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同意解散，我雖然不同意，可是他們的考慮也有道理。就是你一場和平的結束，然後留下野百合撐，這也是一條路。』
1990年3月全台各校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訴求解散萬年國大、廢除臨時條款等訴求，並以「野百合」作為學運象徵，因此為「野百合學運」。（周克任提供）
最後，指揮中心在3月22日早晨正式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校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7天的野百合學運。范雲認為，能順利結束這場運動是出自草根民主的實踐。她說：『(原音)所以我們後來是用民主討論、投票的方式決定解散，我們覺得解散是回到校園中成為民主的種子、深化我們的運動，所以也辯論了很久，也有快要一半的同學不希望解散。讓人感動的是大家是由下而上的，每個學校自己討論這一票要投解散還是繼續靜坐，討論完之後，最後不滿意的同學、不想解散的同學也都遵守大家共同的決議。我覺得這是野百合學運很讓人感動的部分，那就真的在廣場實踐了一個草根民主。』
學運後漫漫長路 民主化歷程仍面臨挑戰
周克任表示，台灣在歷經野百合學運後並沒有立刻民主化，後面還有漫長的各項改革。
後續李登輝履行承諾，於1990年6月28日召開國是會議，並於1991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憲法增修條文》，同年底終結萬年國會，於1992年完成立法院全面改選。1994年7月進行的第3次修憲，則將總統選制由過去國民大選選舉的委任制改為直接民選，台灣正式邁入「人民作主」新世代。
談到總統直選30年來民主面臨的挑戰，周克任認為，1990年代，當時台灣社會在辯論未來的憲政制度要走向內閣制或總統制，但他認為應先釐清憲政問題。他認為台灣至今沒有真正憲政治國，且孫中山制定的三民主義憲政不具合理性，由於修憲門檻極高，因此他希望能夠制憲。
周克任強調，台灣一定要旗幟鮮明地走向主權獨立國家，否則就不清楚總統是為誰直選。周克任：『(原音)我們到底是屬於哪一種的憲政制度？第一個，我們的憲不是我們立的憲，所以我們是石頭裡面生出來的，以至於變成只談了兩個東西，叫做爭取自由，然後言論要民主，就只走到這個層次，結果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本土主義都認為我們少了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要確立主權，否則你在國際上你沒有一個地位。』
范雲則指出，台灣民主化歷程相較其他國家雖然較為短暫，但她覺得成果豐碩，值得引以為傲，比如推動婚姻平權、提高婦女參政比例等。
至於挑戰的部分，她表示主要仍來自中國，因為中國正企圖利用台灣的自由民主改變台灣社會。因此她提醒民眾，若喜歡現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就要有所警覺並共同守護台灣的自由民主。(編輯：許嘉芫/陳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