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交後台灣靠「茶」在泰北現身 地理學者：國界不只畫在地圖上
談到國家邊界，往往會想起地理課的地圖填空。不過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洪伯邑在新書座談提到，他跟隨「茶」的腳步前往泰國北部及越南地區，赫然發現台灣早已突破傳統主權觀念，藉由軟實力與當地建立關係，撐出台灣與國際的連結和能見度。他並主張台灣應跳脫民族國家的西方思維束縛，不論茶葉、珍奶或晶片都能成為拓展台灣邊界的行動者。
越南種台灣金萱 台灣茶園也靠越南人採茶
該如何定義正統的「台灣茶」？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洪伯邑近日發表新書《Routes of Taiwan Tea: Mobility, Borders, and Territoriality(暫譯台灣茶之路：流動性、邊界與領土性)》，並在9月21日由台大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舉辦的新書講座中分享茶葉如何成為外交工具，作為建構國家認同、定義台灣邊界的重要力量。
洪伯邑回憶，2013年他在泰國北部美斯樂的某家茶行貨架上看到寫著「阿里山高山茶」的產品，不禁好奇詢問老闆「你也賣台灣來的阿里山茶？」，結果竟得到「外國人分不出來」的回答，讓他心想：原來在他眼裡我不是「外國人」。
2015年他轉往越南遇到第二代越南台商，對方用台語說「我們在越南生產台灣茶」，原來是當地引進台灣培育的「台茶12號金萱」，因為適應當地環境而成為主力茶種之一。洪伯邑雖然試著挑戰對方，結果卻被反問「如果在台灣做的泰國菜還是叫泰國菜的話，為什麼不能在越南做台灣茶？」老闆主張越南產的茶與台灣是同一種茶樹、同一套製茶工序、同一批台灣人，只是地理位置在台灣的邊界之外。
這些案例讓洪伯邑開始思考「台灣茶」該如何定義。他先是探究台灣人到越南製茶的起源，結果發現1990年代時任總統李登輝因擔心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提出「南向政策」主張加強與東南亞的連結，同時恰逢越南走向改革開放、提出不少優惠政策，台灣茶商順勢進入越南。
1985年「開喜烏龍茶」成為包裝茶飲先河，顛覆喝茶只能現泡的印象，帶動台灣瓶裝茶及隨後手搖茶的風潮，讓島內的茶葉需求量暴增。洪伯邑指出，1991年台灣茶葉進口量首度超越出口量，到了2005年進口量更超過島內總產量，其中越南受惠於地理條件優勢，成為台灣主要的茶葉進口國。
洪伯邑追尋茶的腳步，實地走訪泰北、越南、台灣阿里山等地進行田野調查。(饒辰書 攝)
面對當今越南茶葉主宰台灣的瓶裝茶及手搖茶市場，若想喝所謂正統台灣茶，買國產茶葉總該如願了吧？實際走訪台灣茶山，洪伯邑發現台灣茶產業的勞動力結構早已高度依賴越南，他說：『(原音)我就到梨山上去做調查，我碰到一個做茶的外省二代，他娶了越南新娘。30幾年前的越南新娘精通所謂的國語(指華語)跟台語，所以就可以拉人上來產茶，很多都是越南移工。30年後，我自己把它括號叫「越南收割大隊」，他們現在很厲害，這些人會去梨山、阿里山採茶。』
洪伯邑續指，當台灣人因為不滿手搖飲品牌的政治立場而發起抵制運動，凸顯「珍珠奶茶」已成為明確的文化與政治符號，而在珍奶帶著台灣走向世界的同時，以越南茶為主的珍奶究竟是不是屬於台灣的？另一個例子是，某位在越南經營茶園的台灣人有天回到嘉義家鄉，竟被鄉親長輩批評「去越南做茶沒良心」。他表示，這些案例顯示在致力追尋所謂純正台灣茶之前，必須先回答台灣製造的「邊界」究竟在哪。
地圖上的國家邊界 不是穩定的絕對答案
關於什麼是「邊界」，洪伯邑提到，傳統上人們認為國與國之間有明確的界線，如同地理老師會請學生在空白地圖填上國家名稱，象徵該國擁有該封閉區塊的主權。比方說出國必須過海關、看護照、申請簽證，他指出這些正是邊界的具體模樣。
然而，世界上其實存有許多尚未確定的邊界，例如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乃至台灣/中國，對於地圖上的邊界都恐存有歧見。他說：『(原音)我總覺得我們先不要一直問說「邊界應該在哪裡」，先把問題改個方向，「邊界是什麼」，其實你會在意那個邊界形塑的過程，所以就會看到這些邊界其實是殖民遺緒。你看非洲的國家邊界線長成那個樣子，一定有殖民遺緒、冷戰遺緒；我們最喜歡談比方說金門跟馬祖，這一條中華民國或是台灣的這些邊界，它有冷戰的遺緒。』
洪伯邑引述不同學者觀點試圖跳脫傳統的主權觀念，並主張重新探索「邊界」的意義，例如摒棄過去以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模式，改將茶葉視為「非國家的邊界工作者」。除了不斷向內尋找可作為形塑主體、界定邊界的本土概念外，他特別主張「台灣化同時向外發生」，也就是可以追尋流動到世界各地的茶葉的腳步，看見過去可能忽視的台灣邊界。
茶作為軟實力 在泰北撐出台灣生存空間
以泰國北部為例，洪伯邑表示，當地茶產業與國共內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息息相關，當地不僅設有「中華救助總會泰北聯絡辦事處」提供技術協助，甚至有台大園藝系的老師參與其中。
他說明，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節節敗退，隨後部分軍隊從雲南經緬甸退入泰北落腳，這些孤軍並於1981年應泰國政府請求協助圍剿考科考牙山區的共產游擊隊有功，隨後獲得土地與名份合法定居。另外，泰國政府為了解決泰北生產鴉片的問題，便於1969年推動「替代種植」計畫；而台灣剛好掌握農業技術，積極配合泰國政策引進茶葉、水果等作物。
洪伯邑說：『(原音)這個對泰國政府來說當然也是好事一件，因為你要把國民黨軍隊的軍人身分改成農民身分。所以它不只是一個農業轉移的過程，它更是一場地緣政治的身分轉換。』
他進一步指出，台灣不只是協助當地替代種植與農業現代化，更協助當地牽水電、建茶場、清除林地、開闢產業道路、丈量與開闢梯階等工作；他分析，雖然對泰國政府而言這其實是「國家治理」一環，但更重要的是，這讓台灣得以在泰北地區現身。
尤其1975年泰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雖然在傳統的主權觀念上受挫，卻仍以「茶」作為媒介，在泰北地區為台灣撐出了一些國際連結與能見度的空間。
洪伯邑說明，台灣曾配合泰國政府提出「皇家計畫」，種植茶葉及水果來替代罌粟，並設有「中華救助總會泰北聯絡辦事處」。(饒辰書 攝)
台灣有能力突破傳統主權框架 重新定義邊界
所以究竟台灣的「邊界」是什麼？洪伯邑解釋，過去人們在意的比較屬於「領域式」的邊界，例如面對中國在海上強劃邊界將台灣納入其領域、不斷模糊台灣主權的行為，雖然仍是必須關注的議題；但是除此之外，其實還存在所謂「關係式」的邊界，例如茶葉所牽起台灣與泰國、越南的關係。
洪伯邑強調兩者並非二擇一的單選題，而是彼此交錯、同時並存的。例如台灣仍然要透過強化軍事能力、堅守民主制度的方式來鞏固「領域式邊界」；不過在此之餘，台灣可以加強關注「關係式邊界」，也就是以較為包容、連結差異的方式，去形塑新的可能。
作為一個海島，洪伯邑主張，台灣自西荷時代至今不斷交織出如今多元的獨特樣貌，所謂台灣人的定義並無絕對單一的樣子，而是永遠處在動態時空裡變化。換句話說，人們其實握有重新界定邊界的主動權。因此面對當前全球致力追尋極端民族主義式的認同感，他提出「另類主體性(Alternative Subjectivity)」的概念，呼籲台灣應該引領世界、嘗試挑戰主流的民族國家敘事，如同在致力成為所謂「正常國家」的同時，也可以質疑並重新定義「正常國家」的內涵，藉此探索不同可能。
事實上這套新的觀察台灣邊界的啟發，也不僅只發生在茶葉身上，像是有聽眾即提到目前台灣絕大多數的龍眼蜜都是從泰國進口，其實亦源自30-40年前有台灣養蜂人到泰國投資的發展結果。由此可知，此一思維能夠延伸至其它層面，洪伯邑認為這顯示當代的台灣研究確實有能力回頭鬆動西方學界針對「邊界、移動、領域」的既定體會。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劉仲恩也回應，隨著台積電持續至全世界擴廠，更在美國、日本等地逐步發展出台灣村，在此情況下如何從「台灣往外的連結」重新思考台灣的邊界，他認為的確是當代非常關鍵且重要的另類思維，也提供台灣社會相當有價值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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