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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拒領月薪5萬揭醫師薪酬困境!零底薪、高抽成制度 恐讓醫療變「生產線」

信傳媒

更新於 11月06日00:15 • 發布於 11月06日02:00 • 陳稚華
醫師薪酬制度不只關乎每月收入,也可能影響醫療決策。專家指出,若醫師收入高度依賴看診量、檢查及手術抽成,恐增加業績壓力,甚至埋下不必要醫療處置的風險。(圖片來源/Magnific)

柳營奇美醫院日前爆發醫師薪酬爭議,眼科醫師王志盟原預計轉往該院任職,卻因院方提出第一年每月保障5萬元、一年後轉為零底薪,收入完全仰賴看診、檢查及手術抽成,最終決定拒絕就職,引發醫界對醫師待遇與薪酬制度的討論。

這起事件表面上看似醫師與醫院之間的薪資談判,背後卻涉及台灣醫療體系長期存在的薪酬結構問題。

醫師收入究竟應該以看診量、手術件數計算,還是應該兼顧醫療品質、病人滿意度與專業表現?當醫師的收入與醫療服務量高度連動,是否可能讓醫療行為受到金錢誘因影響?

醫療改革基金會(醫改會)執行長林雅惠接受《信傳媒》電訪時指出,醫師薪酬並非單純的勞資問題,而是牽動醫師專業自主與病人就醫安全。「如果醫院將營運風險高度轉嫁給醫師,使收入完全與門診量、檢查量、手術件數掛鉤,就可能產生不當誘因,讓醫師在醫療決策時面臨業績壓力。」

保障薪不等於底薪!名醫:兩種制度差很大

婦產科名醫鄭丞傑長期關注台灣醫師薪酬制度,他向《信傳媒》解釋,台灣醫院大致存在兩種不同的主治醫師薪酬模式,一種是「高底薪、低抽成」,另一種則是「低底薪甚至零底薪、高抽成」,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醫師是否擁有比較不受當月業績波動影響的固定收入。

他以馬偕醫院、台大醫院、台北榮總、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醫),以及所有的公立醫院的制度為例,指出這類醫院相對偏向高底薪、低抽成模式。醫師除了固定底薪,還能依照工作量領取額外獎勵,即使當月看診量較少,仍有基本收入保障。

相較之下,多數財團法人醫院、私立醫院及部分大學附設醫院採取的制度,則是以「保障薪」取代真正的底薪。

鄭丞傑解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計算方式。「例如醫院保障醫師每月5萬元,當月業績只有3萬元,院方補足至5萬元;但若業績達到10萬元,醫師領到的仍是10萬元,而不是5萬元再加上10萬元。這種制度本質上是最低收入保障,並非固定底薪加上業績獎金。」這種制度比較鼓勵主治醫師的業績,對醫院的經營相對比較有利。

真正的底薪則不同。假設醫師每月固定底薪20萬元,當月業績10萬元,共可領取30萬元。這種制度比較著重主治醫師的基本生活保障,尤其是在醫師出國開會、坐月子、生病住院時特別有保障,但是業績獎勵較低,對醫院的經營相對比較不利。

外界容易將保障薪誤認為底薪,卻忽略兩者在醫師收入保障上的重大差異。「尤其部分醫院可能僅提供第一年保障,等醫師累積一定病人量後,第二年便取消保障,醫師必須完全依靠看診與處置收入維持生計。」

醫師變成「生產工廠」?只看業績恐形成道德風險

鄭丞傑認為,零底薪、高抽成制度最大的問題,是容易讓醫師的收入與醫療服務量直接連動,形成道德風險。

他指出,「當醫師沒有足夠固定收入,便可能承受增加門診、檢查及手術量的壓力。尤其剛升任主治醫師、病人來源尚未穩定的年輕醫師,可能比資深醫師承受更大的業績壓力。」

他也提到部分醫院採取科內Pool金(獎金池)制度,將科內醫師的年資、績效、論文、教學及其他表現換算成點數,再依個人點數占全科總點數的比例分配獎金。

這種制度雖然具有團隊分配的考量,卻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問題:中生代醫師的工作量較大,卻必須分擔部分獎金給業績較少的資深醫師,長期下來容易產生不公平感,甚至造成人才流失。

林雅惠也提醒,當醫師收入高度依賴服務量,醫療決策便可能受到經濟誘因干擾。醫師若花費較多時間照顧複雜重症病人,反而可能因為看診量較少而受到懲罰;相反地,若不斷增加門診、檢查或手術件數,卻可能在薪酬上得到更多回報。

她強調,民眾期待醫師提出的每一項檢查、處置及手術,都是基於醫療必要性,而不是為了達成醫院績效或增加個人收入。「若薪酬制度無法排除不當金錢誘因,最終受到影響的可能是病人安全與醫療品質。」

醫療不應只是追求看診量與手術件數。專家呼籲,健保支付及醫院薪酬制度應逐步從「論量計酬」走向「論質論量」,讓醫師能依據專業判斷提供適切醫療,而非受到業績壓力牽動。(圖片來源/Magnific)

曾出現短期內反覆檢查爭議,制度不能只靠醫師自律

以過去曾發生的某醫學中心子宮鏡檢查爭議為例,曾有病人在短短3年間接受25次子宮鏡檢查,引發外界對醫療必要性及健保資源使用的質疑。

當時曾透過外部專家重新審視檢查必要性,建立合理的檢查次數與審查機制。鄭丞傑認為「這類爭議不應只歸咎於個別醫師,而應進一步檢視醫院的績效制度,是否讓醫師在收入壓力下產生不當醫療誘因。」

不過,鄭丞傑也強調,並非所有採取高抽成制度的醫師都會進行不必要的醫療行為,許多醫師仍有自己的專業堅持與醫療良心;真正需要檢討的是,制度是否讓醫師更容易受到不當誘因影響。

林雅惠則認為,醫療品質改革不能只依靠醫師個人自律,更需要從健保支付及醫院管理制度著手,避免醫療體系陷入一味追求服務量的困境。

從「論量」走向「論質」,美國制度提供另一種思考

那麼,醫師薪酬應該如何設計,才能兼顧工作表現與醫療品質?

鄭丞傑認為,台灣目前部分醫院雖有固定底薪及業績獎金,但整體仍偏重「論量計酬」,真正值得參考的是美國部分大型醫療體系的「論質論量」制度。

他曾在過去發表的醫療評論中,以美國克利夫蘭診所為例,說明醫師薪資可依前一年度整體表現決定,評估項目不只有臨床服務量,還包括年資、行政、教學、研究、醫療併發症、醫病關係及團隊合作等。

他提到,醫院可以透過專業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視醫師的服務量與品質表現,再決定下一年度薪資調整幅度。「若醫師工作量增加,同時維持良好醫療品質,便能獲得合理獎勵;若病人評價、醫療品質或併發症表現出現問題,也應透過專業評估及輔導機制協助改善。」

這樣的制度並非只追求醫師看了多少病人、開了多少刀,而是讓醫療品質真正成為薪酬的一部分。

醫師薪酬不能只看業績!醫療回歸專業判斷,病人才是最終受益者

鄭丞傑認為,醫療不能只把醫師當成生產線上的工作者,否則醫師容易為了收入追求更多檢查及處置,忽略病人真正需要什麼。

林雅惠也主張,健保制度應從源頭深化改革,推動有價值的醫療,讓醫師不必為了衝量而犧牲照顧病人的時間。她強調,「醫療體系應該讓醫師能夠依據專業判斷做出最適合病人的決策,而不是讓醫療處置受到業績壓力牽動。」

從奇美醫院薪資爭議來看,醫師薪酬制度真正需要討論的,已不只是每個月應該領多少錢,而是醫師的收入究竟應該建立在多少服務量,還是能否提供真正有品質的醫療。

當薪酬制度與醫療品質脫鉤,最終付出代價的,恐怕不只是醫師,還包括每一位走進診間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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