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坐立難安 「躺平」何以成為中國國安問題？
中國國安部日前發文指控，境外反中勢力借助網路平台，刻意放大社會焦慮，不斷渲染努力無用等消極觀念，煽動「躺平」思想。對此，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把躺平列入國安問題，顯示這種文化已對其政權運作構成莫大威脅，除了違背中共核心價值外，也體現了年輕一代的不合作革命，引發當局焦慮。
中國國安部4月28日透過文章指出，近年來，外國敵對勢力資助媒體、智庫及網紅，對年輕人展開系統性「躺平洗腦」，渲染努力無用等消極觀念，動搖社會價值根基。儘管沒有指名道姓，該部門警告，有關國家正藉此削弱中國的競爭力，「將我們的發展紅利、戰略機遇、民族未來拱手相讓」。
中國青年為何集體躺平？
中國政府過去已多次抨擊青年的躺平現象，但動用國家安全機關來應對勞動力市場問題實屬罕見。「躺平」一詞源自於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網路流行用語，指的是年輕人在國內經濟放緩、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不再遵循社會期望努力奮鬥，改以一種淡漠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具體行動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
當正值勞動力黃金期的人口高喊「不想努力了」，躺平自然被視為經濟問題。華爾街日報評論指出，除了工時長、勞權不受保障外，中國年輕人也擔憂人工智慧(AI)的應用可能導致大量白領工作消失，索性選擇退出職場。政府數據顯示，今年3月，都市地區16至24歲不含學生人口的失業率飆升至17%，25到29歲的失業率也創下7.7%的歷史新高。
「躺平」違背中共核心價值
有學者認為，主流分析將「躺平」視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假設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表現上，然而這種假設並不完整。MF挪威神學、宗教與社會學院(MF Norwegian School of Theology, Religion and Society)博士後研究員趙亞登(Arden Chao，音譯)就提到，北京當局之所以要求國安部打擊躺平文化，是因為對共產黨而言，躺平已對其政權運作構成威脅。
趙亞登在這篇「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的評論中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試圖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鬥爭精神。他舉習近平2019年9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的演說為例，當時習敦促中青年幹部要「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整場演講提及「鬥爭」一詞多達58次。
兩年後，習近平在同一場合再度用更嚴厲的措辭表達相同的訴求。他說：「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鬥爭是不切實際的。」他強調，共產黨人講黨性、講原則，就要講鬥爭，如果對原則問題不進行鬥爭，「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
趙亞登指出，習近平語境中的鬥爭，指的不是去對抗外來威脅，而是一種自文化大革命承襲到現在、共產黨永久的存在狀態。這種鬥爭精神曾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被淡化，為了復興這一套思想，他必須以更高的音量大聲呼喊。
也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年輕人說出「我躺平了」，也就意味著放棄鬥爭。對習近平來說，這些人不是在拒絕工作，而是拒絕將「鬥爭」視為對黨和國家應盡的義務。這種宣告等於是公然犯罪。
躺平比抗議更令北京焦慮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躺平也象徵著中國青年的主體覺醒。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誠日前在新唐人電視台「新聞大破解」節目中指出，中國的青年身處在嚴重內捲的社會中，日益體會到即使再怎麼努力拚搏，也無法改變自身命運，反而淪為體制剝削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心裡萌生出努力無用的感覺，「躺平就變成了一種自我救贖的哲學」、形成「對中共的一種不合作革命」。
宋國誠進一步補充說，躺平事實上反映了中國青年認清社會現實與中共政權本質後，從中獲得的覺醒與成長。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青年拒絕被捲，並且把中共的大型敘事如鼓勵競爭，當成是奴役人的思想。
其次，中國青年藉由降低對物質的需求，來抵禦政府的各種大型敘事，同時奪回自己的時間與生命自主權。
此外，宋國誠指出，對中國青年而言，躺平也是「橫向的站立」，是一場沉默的不合作運動，無法被鎮壓。趙亞登直言，躺平比抗議更能引起中國當局的焦慮，因為對一個依賴動員的體制而言，抗議給了國家一個需要戰勝的敵人，但躺平與沉默則什麼也沒給。而隨著躺平被當成國安問題處理，顯示出中國當局仍以政權維穩作為主要決策依據，而非實現經濟目標，也因此導致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編輯：許嘉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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