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五十年——從田中角榮到安倍晉三的中日關係(四)
【編者按】今年是中日建交50週年，旅日中國學者李居廣從政治、文化、歷史、與經貿等方面，回顧了兩國關係半世紀以來的跌宕起伏，深刻透視，並穿插多則典故，更顯生動，如臨歷史現場。 【導言】2022年9月29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50周年，在外交關係建立已達半個世紀的這一天，儘管雙方都彼此舉辦了慶祝招待會，然而在雙方關係日漸緊張的今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這個慶祝招待會顯得格外尷尬。
50年前的這一天，作爲戰後的第一個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踏上了中國，並迅速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同時與台灣斷交。而50年後的今天，中日關係很有可能因臺海緊張局勢的升高而面臨著破局的危險。因此這50年來的中日關係很值得回味。此前，我為台灣中央廣播電台所撰寫的《淺論中共建政後通過七十年外交戰略達到的國家戰略目的》長文中部分涉及到這個內容，接下來，我還是按照原來的文章框架，就50年來的中日關係再談談我自己的觀點。
1990年代和2000年之後中國處理釣魚島問題的態度轉變
1996年香港成立了「保釣運動委員會」，成員人數曾一度高達100多人，9月22日該委員會組織了第一次奔赴釣魚島活動，26日在駛入釣魚島水域中時，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的攔截，在行動中成員陳毓祥溺水身亡。事件發生之後，在中國民間又引發了新的一波反日躁動，雖然中國當時對外重申釣魚島的主權，但中國考慮到當年臺海危機剛剛過去，不想再節外生枝；另外，中國官方對民間自發組織的這樣活動也非常敏感，深怕民間的矛頭從對外轉爲對内，因此中國官方對民間的保釣運動採取了冷處理甚至是壓抑的對策，沒有使這個風波進一步升級。
但到了2000年，特別是2005年的反日大遊街之後，中國在處理釣魚島態度上開始變得强硬起來。這是因爲中國過去對日本經常使用的「歷史棍棒」已經不再有效，於是就將兩國的爭端由賠禮道歉的歷史問題轉爲領土主權的現實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强和海空軍力量的擴充，中國軍艦和軍機頻頻穿越第一島鏈的宮古海峽以向日本示威之外，對釣魚島海域也增加了配備武器的海警船進行游弋，甚至最近頒佈法令允許海警船使用武器開火，這個目的在於試圖改變日本對該區域實際掌控的格局。
釣魚島的現實意義與美國戰略態度的轉變
尖閣諸島由五個島嶼（釣魚島、大正島、久場島、北小島、南小島）、三個礁石（沖北岩、沖南岩、飛瀬）所組成。這些大小不等的無人島礁的面積加起來不到6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是釣魚島，面積為3.64平方公里。
按理説這些島礁並不具備重要戰略地位。但是，我認爲中國對尖閣諸島堅持主權，其戰略絕不僅僅拘泥這些彈丸之地的無人島礁，不排除它有以此為跳板，染指整個琉球群島的企圖，中國國内關於琉球屬於中國的輿論炒作一直不斷，某種意義上是為中國政府的釣魚島政策做背書。
美國在歸還沖繩時，雖然將尖閣諸島視沖繩縣下轄的一部分，但美國的戰略著眼點在於繼續維持美軍駐沖繩軍事基地，因為尖閣諸島中，面積為0.91平方公里的久埸島經常被沖繩駐日美軍用做火炮訓練靶埸。但是對中日兩國發生的釣魚島領土主權的爭執，美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保持著沉默，中美建交之後，美國更不願捲入中日之間的領土紛爭，在美國人看來，不值得為這些無人島礁與中國兵戎相見。但是進入2000年之後，隨著中日在釣魚島問題的益發對立，日本開始逼美國表態，如果美國繼續對此保持沉默，日本會質疑日美安保條約的有效性。2012年中日衝突達到高峰後，2014年4月歐巴馬政府不得不發表聲明稱：尖閣諸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但當時美國做出這樣的聲明顯得非常被動和勉强，其目的在於希望中國能有所收斂。
2017年川普上臺之後，美國對中共政策發生了大轉變，中國已成爲了美國潛在敵手。在這個大環境之下，尤其是隨著近年來臺海局勢的不斷升溫和台灣地位的上升，尖閣諸島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2021年美日兩國首腦及防長在電話中重申了日美安保條約對尖閣諸島的適用，這表明了美國由過去曖昧的態度轉變為清晰的立場。
如果説中日兩國關係在歷史問題上尚有迴旋餘地的話，那麽釣魚島就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對中國而言，歷史問題畢竟不是現實問題，拿捏這個問題可輕可重，但是既然宣佈了對釣魚島的主權，加之中國國内反日民意大潮的湧動，很難使中國政府從這個臺階退下。
對日本而言，對歷史問題雖然日本國内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看法，然而對釣魚島主權日本卻是朝野上下一致，2012年中日釣魚島衝突之際，作爲左翼政黨，一向與日本政府作對的日本共產黨罕見地表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立場。
「中華思想」——橫在中日之間的深層鴻溝
日本人經常説到「中華思想」，這個日語詞彙用確切的中文表達就是「大中華帝國意識」的意思。
中國官方常常說：中日兩國具有上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只是到了近現代，兩國的友誼遭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破壞，但這只是中日兩國友好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短暫的不幸插曲。
雖然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官方套話，但是從這句話中可以解讀其深層含義。明治維新之前中國一直對日本有著長久以來的優越感，中國的這種優越感不僅體現在對日本，也體現在對周圍其他國家，這種唯我獨尊的「泱泱大國」意識沉積了上千年。
與越南、朝鮮以及琉球這幾個與中國文化最為接近，且一直維持著明確藩屬關係的這些國家不同，日本在歷史上與中國的朝貢關係非常微妙。中國與日本最早交往的年代是中國魏晉時代，當時的日本被稱爲邪馬台國（據考證在今天日本九州地區），根據對邪馬台國有著詳盡描述的《魏志倭人傳》記載，公元238年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獲魏明帝曹叡的「親魏倭王」封號，這是史書所記載的中國對日本最早的冊封。
但到了公元607年中國的隋唐時代，小野妹子率第二次遣隋使來中國，據《隋書》記載：「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悦、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這表明了日本要與中國平起平坐，從而引得隋煬帝「不悅」。
明朝年間曾有過兩次對日本的「冊封」。第一次是明洪武年的1369年，朱元璋派遣了17名使節向當時正處於日本分裂時期南北朝的南朝長慶天皇的叔父—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送交國書，國書命令懷良親王設法遏止倭寇的海盜活動，否則將派大軍跨海擒拿這個「日本國王」。接到國書的懷良親王並不買賬，殺了使節團中的5人，並拘留了2人。第二年，朱元璋通過使者趙秩再次向懷良親王遞交國書繼續施壓，據《太祖實錄》記載，這次懷良親王態度放軟，這個「國王」向明太祖稱臣納貢，並交還了被倭寇虜獲的70名明朝俘虜。爲此明朝就認爲已經「冊封」了日本國王，但朱元璋顯然是抓錯了藥，把懷良親王錯當成了日本國王。
第二次是明建文年的1401年，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向明朝派遣了使節，接受明朝的國書，並取得了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的許可。但即便是掌握室町幕府實權的足利義滿接受了「冊封」，也並非意味著歷史上一直作爲「虛君」的日本天皇接受了中國的「冊封」；另外足利義滿接受「冊封」的目的在於通過與明朝開展朝貢貿易使室町幕府獲得充足的財政資金，這個舉動無疑爲了實際利益而不惜丟掉面子。因爲朝貢貿易（也稱爲：「勘合貿易」）對日本商人來説是一個只賺不賠、收益頗豐的買賣，它不是彼此相互討價還價，而是一方慷慨施捨，另一方象徵「納貢」 的賞賜交易，從明朝進口的商品價值遠遠超過對明朝出口的商品價值。因此日本商人樂此不疲，以至於後來發生了日本兩大集團大內氏與細川氏爲了爭奪「勘合符」（用於朝貢貿易的核對印封），在寧波大打出手的「寧波之亂事件」。
中國把自己視為東亞乃至世界的中心，但日本並沒有像朝鮮那樣與中國君臣地位分明。日本在各個時代向中國派遣使團，拜中國爲師，從中國引進了諸多文化要素的同時卻盡量與中國保持對等關係，然而中國歷朝歷代始終視日本為朝貢國。中國與日本雖然互派過使節，但日本派往中國的使節居壓倒性之多，除了傳達信息之外，日本派往中國的使節還負有學習取經的使命。由於這種交流作爲文化傳播是單方面的，因而中國自然會對日本「居高臨下」，中共文宣所説的「中日兩國具有上千年以來的友好交往歷史」的潛臺詞是：自古以來你就是向我下跪的。
鴉片戰爭之後，日本目睹了這個「泱泱大國」的近鄰被來自歐洲列强打趴在地。爲了避免步其後塵，日本開始了「脫亞入歐、富國强兵」的明治維新。在這之前，中國儒學、道學以及漢傳佛教影響了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日本將掌握漢學的人視爲奇才，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和魂漢才」之説，意思是内心保持日本靈魂，身上具備漢學才華。鴉片戰爭之後，日本人才發現，這之前被視作「漢才」的漢學不過是虛無縹緲的「虛學」，而西學的思想、科技、哲學等才是貨真價實的「實學」。於是，明治維新後，「和魂漢才」變爲「和魂洋才」，提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其核心就是在思想體系上「去漢化」，以「西洋化」取而代之。
日本自從1853年被佩里率領的美國艦隊打開國門之日起，歷經前後40多年的維新改革，在19世紀末跨進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作爲加入列强行列的第一步，首先將這個千年以來敬拜的「上師」打翻在地。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歐洲列强面前屢戰屢敗，然而，在中國眼裏看來，中國的國體依然優於對方，只不過「技不如人」，於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化運動，即：「中學為體，西學爲用」（這與「和魂洋才」有些相似）的「洋務運動」。
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在同一起跑綫上的中日兩國之間的較量，宣告了中國「洋務運動」的破產。它給中國帶來的震撼，遠遠超過了敗給歐洲列强帶來的震撼。因爲中國敗在自恃「堅船利炮」黃髮碧眼「外藩」的手下，中國對此尚能折服；但敗在被千百年來視爲膝下門徒的東瀛島國手下，則徹底動搖了兩千年來以萬邦來朝為自傲的大中華帝國驕橫心。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也使中國知識精英們明白了中國不是輸在「技器」，而是輸在社會體制。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促使中國也爲之進行仿效，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以及之後中國精英們紛紛求學日本，標誌著「泱泱大國」第一次在這個曾被視爲「藩屬國」的面前放下了身段。
中日交往進入近現代之後，在中日兩國對對方的觀念中，既有發生變化的部分，也有一成不變的部分。
對中國來説，日本的明治維新轉型成功、戰後飛速發展的經濟、世人矚目的科技商品、街道乾净整潔、人們彬彬有禮等等，這些都令中國欽佩，但同時中國人卻並沒有從傳統觀念上改變對日本的蔑視。以前中國人嘴裏常説：「小日本」，這句話往往具有褒貶雙重意味：從褒義面來説，它表示了對日本產的東西小巧玲瓏和日本人的勤奮努力的某種欽佩；從貶義面來説，它又表達了以大中華帝國意識看待日本的傲慢心態，中國民衆的反日情緒正是深深根植於這種深層的潛意識當中。這種從心底對日本的排斥和蔑視，不僅存在於對日本文化一竅不通的中國人當中，也存在於部分精通日語，對日本文化有一定瞭解的中國人當中。與很多日本人熟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唐詩相比，除了當今的中國年輕人對日本動漫和日本電影津津樂道之外，中國人對俳句、短歌這樣的日本傳統文化卻知之甚少。
對日本來説，中國文化因素構成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因此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尊敬，這個觀念不論在什麽年代、在任何人當中都是如此。但是近現代之後，日本對中國的現實觀感與明治維新之前對中國的觀念發生了巨變，剔除對中國傳統文化尊敬的這個因素，日本從内心深處拉開了與中國的距離。這也説明了進入近現代之後，日本無論是在哲學、文學、科學以及其他方面各個領域突飛猛進，而中國相對來説卻停滯不前。因此，日本人對中國人所體現出來的「中華思想」既敏感也反感。
「一統天下、排斥異類、非主即奴」的這種中國文化潛意識，可以說是橫在兩國之間的一個深深鴻溝。
作者》李居廣 中國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