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相對論：威權象徵、不義遺址和空間解嚴－楊翠、林蔚昀與Pawel Gorecki的對談
前言：
2019 年初，促轉會規劃「轉型正義相對論」，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進行對談，期望深化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撞擊出更多元豐富的思想火花。
其中，楊翠主委與作家林蔚昀，以及她的波蘭先生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總計進行了三次對談，議題包含轉型正義、民主、人權的價值；轉型正義如何進行空間轉型與價值重整；轉型正義應該做什麼？應該避免什麼？林蔚昀以其敏銳的作家之眼，以及波蘭文學翻譯者的跨界視域，Pawel Gorecki則以其藝術工作者的自由心靈，以及社會運動者的批判觀點，提出各種精彩的意見，同時，兩位都深入反思波蘭轉型正義成果的價值與問題，從本土與世界的雙向觀點，為台灣的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提供深刻、犀利、多元的參考體。
林蔚昀與Pawel Gorecki對威權統治的反省，對轉型正義的思辨，對自由與人權價值的堅持，對台灣主體的堅定立場，以及充滿理性思辨與感性熱忱的話語，讓對話現場流動著溫度，成為鼓舞我們持續前行的能動量。
楊翠：威權象徵，就是以威權統治者的形象所做的各種紀念物，像是統治者的塑像，或是用統治者的名字，來為街道、廣場、禮堂……等公共空間命名，用來增加威權統治者的威信，甚至將他神格化。
這些紀念物，大多數是在統治者過世後出現，有時在統治者生前就開始建造了。威權統治者只是一個人，生涯有限，但他過世後，卻可以藉著象徵物，無限長出來，在人們的生活空間到處現身，無處不在。
威權象徵讓威權統治者的生涯變成無限，我們會錯覺，他沒有走，他還在，他的偉大也還在，他會一直偉大下去，他應該一直偉大下去。這就是威權象徵所發揮的影響。
蔣介石就是一個一直偉大下去，生涯無限延長的例子。他統治台灣29年，1975年過世後，政府立刻公告了《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規定各縣市都必須設「蔣公銅像」，還說「其式樣由內政部統一訂頒」。內政部後來果然公布了《塑建總統蔣公注意事項》。
因為由上而下的法令與命令，所以，「蔣公銅像」一個一個長出來。到現在，他已經過世45年了，象徵物還是大量存在，長命百歲。現在45歲以下的人，都沒有跟蔣介石生活在同一個時空，卻感覺他就在生活之中，沒有離去，感覺「我好崇拜他」，感覺他很偉大。
這就是威權遺緒，這就表示威權意識與黨國意識形態，藉由銅像等象徵物還魂，還在糾纏我們。
蔣介石已經過世45年了，象徵物還是大量存在，長命百歲。（本報資料照片）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把威權統治者的象徵物弄不見，就可以解決這些延伸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威權遺緒。我們需要面對它、討論它，一起思考，如何透過重新定義，什麼「偉人」（威權統治者），他跟我的關係是什麼，空間跟我的關係是什麼，然後一起進行空間解嚴。
空間解嚴，是一個國家體現空間美學和行動美學的關鍵時刻。銅像可以移除，可以轉化為藝術品，可以兩種歷史說明並置，也可以去kuso它，總之，必須一起面對、討論、處理，把空間歸還給民主社會中的大眾主體。
不義遺址則剛好相反，是人民受到國家暴力的場所，是國家大規模侵害人權，如羈押、審判、刑求、監禁、槍斃、埋葬的場所。能夠做為國家執行人權侵害的場所，通常都是行政機關。
另外，還有一些場所，它不是機關，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空間的某一處，大家本來在那裡生活得好好的，某一天，突然來了一群人，發生了一些事件。像在二二八事件中，八堵火車站的集體屠殺、南港坑道發現台灣菁英遺體的現場，甚至，有受難者家屬會說，我爸爸就是從我家被抓走的，我爸爸是從工廠、從學校，從朋友家中被抓走的，是在這條街上、這座公園裡被槍斃的。這些地點是受害者及家屬的傷痛空間，是重要的歷史現場，也不能被遺忘。
楊翠說，威權象徵讓威權統治者的生涯變成無限，我們會錯覺，他沒有走，他還在，他的偉大也還在，他會一直偉大下去。（圖片由講者提供）
不義遺址，是國家大規模侵害人權的發生地，有代表國家的行政機關，也有傷痛地點與歷史現場，它們曾是我們日常的家園空間、生活場域，卻因為被統治者侵入後而變形，成為帶著傷痛主體的記憶空間。
不論是促轉會審定為不義遺址，或是曾發生過事件的歷史現場，這些地點都應該要保留下來。那是傷痛記憶的承載空間，可以用來指認歷史，見證歷史，如果空間不見了，這我們就失去指認記憶的媒介，歷史就會被抹除。
所以，保留不義遺址，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保留歷史、還原歷史；第二是可以撫慰傷痛者；第三是做為集體記憶的共同空間。像最近民間在發動的湯德章故居的保存，就是地方的人們覺得，這個空間對我們很重要，是我們地方的歷史記憶，需要保留下來。
林蔚昀：老師說的蔣介石不斷延伸，讓我聯想到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的《富江》，富江是一個怪怪美少女，她非常漂亮，人見人愛，但是愛上她的人都會想把她殺死。但殺死了以後富江並不會死，而是她的每一塊屍塊會繼續增生、延伸，變成一個新的富江。在富江系列的短篇中，她被各種人各種方式殺死，但還是都會回來。這意象太強烈了，忍不住讓我聯想到，蔣介石就像富江，他雖然過世了，但銅像仍在。即使有一天銅像消失了，但搞不好他的精神仍在，變成一百個，變成千千萬萬個。蔣介石的銅像和精神如何消失、除魅，是很困難的問題，我們還沒想到怎麼把精神除魅的話，至少就先把銅像除魅吧。目前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銅像就弄成一百塊他也不會再變成一百塊，不會變成富江（笑）。
我同意剛才老師所說的，並不是我們把銅像移掉就沒事了，還要看怎麼移，是否移得有意義。台南女中之前就有一個蔣介石銅像，矗立在埋藏了白色恐怖受難者丁窈窕髮絲的「人權樹」對面。根據當時的南女學生郭婷瑋和鄭韶昀在蘋果日報的投書〈南女學生：學校拆了銅像，然後呢？〉（2017/03/12），早在2004年，校務會議上就已通過「移置蔣介石銅像，放置藝術雕塑品」草案，當時因為「沒有合適的藝術品」而遲遲未動工。2017年台南女中百年校慶，校務會議上的臨時動議，又再次提出了銅像拆除案，學校因為校友會將捐贈一個合適的替代品，決定用其「置換」蔣介石銅像，於是就在毫無施工公告的情況下拆除校園中的蔣介石銅像。銅像離開校園，本來應該是好事一件，但問題是，學校如此草率、「低調」地拆除銅像，不免讓人疑惑，學校是否想要避重就輕，不想直接面對轉型正義問題，不想向學生機會教育這一段歷史？
銅像消失了，威權壓迫的歷史和記憶是不是也會跟著消失呢？這是有可能的，學生來來去去，以後的學生搞不好根本不會知道，政治力量曾經介入校園。郭婷瑋和鄭韶昀在投書中提到，以前對別人介紹校景，路過銅像時，她們總會搭配著與銅像隔著操場相望的「人權樹」的故事一併介紹，並且說：「丁窈窕樹和蔣介石銅像對望真是諷刺！」當銅像不再，郭婷瑋和鄭韶昀也想問：「缺乏對不義政權的記憶點，當時對人權的迫害與金龜樹的意義，還會繼續深根於南女人心中嗎？」
這個銅像的故事並沒有在此結束。離開台南女中後，它被輾轉捐給南瀛眷村文化館，之後又被放在台南永康精忠新城社區前，在蔣公誕辰揭幕，象徵「蔣公重生」（見〈蔣公誕辰紀念日 蔣公銅像在台南永康「重生」〉，2017/10/31，中時，曹婷婷報導）……這是富江故事的真實版啊，比富江本人還不可思議。
作家林蔚昀，以及她的波蘭先生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圖片由講者提供）
Pawel Gorecki：我注意到不義遺址的數量是51個，我試著去想如果同樣的情況放在波蘭，波蘭應該要有幾個不義遺址。如果用當時的人口比例算，台灣那麼小、人那麼少就有51個，波蘭那麼大、人那麼多，應該要有150個，但是絕對沒有150個。臺台灣這51個不義遺址告訴我們：這是國家級的恐怖。波蘭那時候沒有史達林的集中營，集中營有兩個，是關德國人的。雖然有史達林主義，五〇年代有謀殺，有審判，有抗爭，但是沒有像台灣這樣的事情，台灣這樣的事情是國家級的恐怖，是政府大規模、有計劃的極權主義的行為。認知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事。
一千個蔣介石銅像，這個也很撼動我，照比例算的話波蘭應該要有幾千個列寧吧，但是並沒有。為什麼沒有呢？因為波蘭的現實和台灣的現實是完全不同的。但我想起，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代有各種標語（比如：國家跟黨同在，或是社會主義怎樣怎樣），這個比雕像還多，但這些東西不是一直都在那裡的，它們會在工廠上，或是拉起的布幔上，在路旁的牌子。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去更新、維修。1989年波蘭民主化後，這些標語、口號都不見了。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代，波蘭人就是住在一個充滿了各種視覺化的意識形態的現實裡，而且這些東西真的有效，看到這些標語，我會記得我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誰是掌權的人。這些標語也讓我陷入一種矛盾。像這句口號「國際和平，社會主義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戰」，我就覺得是很矛盾衝突的事，因為我希望社會主義垮台，但我又想要去維護世界和平。
我想談談去除威權象徵，和去除威權象徵之後，所衍生的問題。威權象徵當然要去除，包括雕像、錢幣、郵票，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他們存在的話，他們就會成為現實。但是把這些去除之後，就會留下空洞，空洞要如何填補？或者，更精確的說法是：空洞要如何利用？我們需要去利用這個空間。你把空間清除了，清除了意識形態，清除了威權統治，就像清除雜草一樣，那我們有一塊空地，有花園，應該要種花，我們不應該把他放在那裡，讓隱形的手去碰他。應該放什麼呢？應該種什麼呢？就像上一次講到的，一些價值，就像人權價值、友善兒童的價值、公園。可能有文化和娛樂，共同營造健康氛圍。我們當然需要面對威權歷史的博物館，但我們也需要以上提到的東西。
關於對談者：
楊翠，1962年生，台中人。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借調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學術關懷跨界文學、歷史、性別，聚焦於台灣婦女史、女性小說、原住民女性文學。文學創作以散文、人物報導文學為主。無論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核心關懷都是主體對於家園的離／返思辨，以及返家的路徑。
Pawel Gorecki，谷柏威，詩人，行為藝術家，攝影師，政治哲學家。2016年，他從波蘭移居台灣。目前，他在波蘭政治圈和學術圈遊說，為了讓台灣的國家地位受到認可。他曾在台灣、泰國、南韓的行為藝術節演出，關注台灣和葉門戰火下的孩童。他的詩作收錄於《創世紀詩刊》、《爸爸是怎樣練成的》、《爵士詩選》中。
林蔚昀，1982年生，台北人。長年致力在台灣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台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間》等書，譯有《鱷魚街》、《黑色的歌》、《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