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專訪｜Dior創意總監Jonathan Anderson：當今缺乏偉大的作品，因為人們害怕「激進」
Portraits by Annie Leibovitz. Fashion Photographs by Stef Mitchell.
週五傍晚，巴黎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天色泛白又逐漸暗下來。Jonathan Anderson坐在辦公室裡那張巨大的桌子前，開始篩選那些關於未來的「拼圖」。「我們接下來要看什麼？」他問。
設計總監Alberto Dalla Colletta以一種近乎外科手術般的精準專注，先讓他確認當天高級訂製服的決策重點，接著轉向更急迫的女裝成衣系列。「這是我們修改過的那件裙子，」Alberto翻動著一疊文件說，「現在反而變成重點單品了，我覺得挺有趣的。」
「背面不錯。」Anderson簡短回應，點頭示意繼續。41歲的Jonathan Anderson身形高挑、精力充沛，一頭褐色頭髮和富有磁性的愛爾蘭男中音。他如今坐上時尚圈最權威的職位之一：Dior創意總監。去年任命消息一公布，整個產業都為之振奮。那時他正結束在Loewe長達11年的任期——在那段任期間，他以一種飽含創意張力的風格為市場注入清新而精準的吸引力，橫跨整個時尚史，並揉合他自身多元而廣泛的興趣。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同時還經營著自己的倫敦品牌JW Anderson，如今已邁入第18個年頭。二月迎來他的高級訂製服首秀中，則宛如一場春日盛放——以花朵廓形的蓬鬆量體為核心語彙，充分調動並展現了Dior在工藝與技術層面的深厚實力。
「他可以往任何方向走，我從不覺得他的設計只長一個樣子。」Jennifer Lawrence說，她是第一批穿著Anderson為Dior設計的禮服走上紅毯的演員之一。「通常你會拿到三張草圖，看起來都在同一個宇宙裡；但Jonathan不一樣，就像有25個設計師同時給我25個完全不同的選項。他的創意光譜之廣，總令我驚嘆不已。」
Dalla Colletta帶點歉意地翻到下一頁：「顏色我覺得效果不夠搶眼。那個棕色有點——」
「其實可以試試棕色配金色。」Anderson不疾不徐地提議。
「噢，哇，好的。」
「但可能會很怪。」Anderson偏著頭說。
辦公室遠端的壁爐架上，放著一只印有《Ulysses by James Joyce》的包款，那是Anderson設計的書封book tote系列。書桌上還擺著一台手動打字機、幾支水果造型的蠟燭。八面可移動的展示板隨意散落在房間中央，上面釘著正在進行中的形象廣告。一具人台身上掛著帶有記號的胚布樣衣，兩座衣架圍繞著桌子。這次任命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在於它的高風險性：Anderson是自Christian Dior本人之後，第一位同時掌管女裝、男裝、高訂、包款與鞋履的設計師。在Dior這間數一數二龐大的巴黎時裝品牌中，他一年必須完成10個重量級系列。會議節奏緊湊，幾乎快到令人喘不過氣。
Alberto說，「這是根據你給的另一個參考做的。我們想試試看，用這樣剪流蘇的方式，去塑形類似緹花的質感。」
Anderson抓了抓頭髮，盯著畫面看。他工作的樣子就像一個站在鄉下醫院手術室外的男人，正焦急等待醫生帶來消息。他的手肘旁照例散落著一些私人物品，像剛把包包倒空在桌上一樣：iPhone、咖啡杯、Evian礦泉水、耳機盒、Tic Tac糖、香菸、小捲尺，還有一個寫著「笨得像場夢（Dumb as a Dream）」的亮綠色拉鍊零錢包，那來自Loewe與藝術家Richard Hawkins的聯名款。
「不錯，」他終於開口，接著湊近細看，「但這裡的顏色就沒那麼漂亮了。」
Alberto又給他看了兩頁，接著Anderson就為了趕下一場會議快速步出房間。
「跟Jonathan開會，通常一小時的內容十分鐘就得搞定。」Alberto邊收拾文件邊笑著說。
Anderson為Dior操刀的首場女裝秀在杜樂麗花園舉行，幾個月來一直是巴黎最受期待的大事。開秀前一小時，人潮從公園蔓延至協和廣場。有些路人盛裝打扮，其他人則舉著標語牌，對每一位經過安檢線的明星尖叫，迎接Jennifer Lawrence、Sabrina Carpenter、Anya Taylor-Joy、Jisoo、Jimin、Robert Pattinson、Johnny Depp等名人到場。
在覆蓋著八角噴泉的大型米色結構體內，導演Luca Guadagnino與美術指導Stefano Baisi打造了一個低天花板的藝廊空間。灰色斑駁的牆面搭配層疊的義大利現代主義線板，座位則是方正的木凳。「我們想創造一個幾乎像博物館的空間。」Guadagnino說，他與Anderson相識已十五年，並在三部電影中合作造型。
當燈光暗去，一段由紀錄片導演Adam Curtis製作的短片投射在三角形屏幕上。「你敢踏入Dior之家嗎？」字幕浮現，隨後Dior 78年歷史影像被轉化為一部驚悚片。接著燈光亮起，彷彿從一場不安的噩夢中驚醒，Anderson的首個女裝系列正式揭幕。
秀場上出現了扭轉的百褶布料、短版的斜紋軟呢裙裝、以及織成鋸齒狀的蕾絲紋理。這系列包含Dior著名的Bar Jacket變奏版，以及對品牌經典輪廓的戲謔顛覆。那些前襟、翻領、領結與豐富的格紋呢，呼應著對中世紀端莊的時尚想像，但其奇異的廓形、垂直拉長的比例與銳利的裁切——彷彿剛成型就像香草一樣被連根修剪——賦予傳統主義一種極端且帶點偏鋒的邊緣感。
最顯而易見的是，該系列與Anderson六月發表的首場男裝系列語彙互相呼應——那場秀中，他引入受女裝啟發的高腰、像裙撐一樣立體的工裝短褲。Dior執行長Delphine Arnault告訴我，能同時設計男女裝，創造出「Dior couple」的新形象，是他獲得如此全面主控權的核心訴求。
「這是一種很現代的視角，男女裝得以自由轉換。」她說。這也是Anderson從創業初期就追求的理念，2013年他就在男裝系列中推出裙襬般的荷葉邊短褲，引發轟動。
演員、變裝藝術家兼跨性別權益倡議者Justin Vivian Bond形容Anderson是「最早真正為女裝與男裝之間的鴻溝架起橋樑的設計師之一。他總會在女裝秀裡安排一兩個男模，在男裝裡也放女裝，這件事對我很有感。我不覺得那是刻意安排，反而很合理，也很好玩。」Bond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認識Anderson。當時創作歌手Rufus Wainwright帶他去看Bond在倫敦的演出。「他做了一頂帶有羽毛的針織帽給我，一條假貂皮披肩，還有一個超厲害的頭帶，上面有網子，網子裡還黏著蒼蠅——非常早期的Jonathan風格。」
後來Anderson問Bond願不願意在他在倫敦時裝學院的畢業秀中演出，兩人此後固定保持合作，最近一次是歌劇《Complications in Sue》（Anderson負責服裝設計）。Bond說：「即使他的工作那麼嚴肅、強度那麼高，他卻從未失去他的奇想與童心，這也是他作品一直這麼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激勵他不斷不斷地進化。」
Anderson最愛用來稱讚別人的詞是「激進（Radical）」。他告訴我：「激進不一定非要大肆張揚；有時，激進僅僅是指試圖推導出『何謂創新』的過程。」
「而對Dior而言的『新』，與Loewe所追求的『新』，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Jonathan Anderson
雖然Loewe是LVMH時裝版圖裡最老的品牌，但它大部分歷史其實來自西班牙皮革公司，以工藝和包款聞名，成衣則是經謹慎思量後才開始觸及的領域。Anderson帶來的不只是能量，還有一種更根本的精神：讓大眾真正理解「Loewe的風格語言」是什麼。「Loewe需要打造一種時裝語言，」他說：「但Dior不需要！它需要新包型，它需要一個完整的宇宙觀。」Anderson的「激進」在於，他擅長將看似不相干的元素並置，建立一種全新「跨界融合」的關係。
要能在保留過去的同時持續演化，勢必要跟歷史維持某種連結。很少有時裝秀會以恐怖片開場，但Anderson其實是想幽默地表達，接手這間載滿大師名號（從打造戰後New Look的Christian Dior本人，到Yves Saint Laurent、John Galliano以及其他無數大名）的時尚品牌，他內心所背負的恐懼總和。
「我從來沒有承受過這麼大的壓力。」
Jonathan Anderson
他解釋：「但壓力不是來自我自己或品牌，而是來自現在所有人都覺得『時尚需要被拯救』的氛圍。我覺得那是一種很奇怪的烏托邦。那支影片，是我想將觀眾帶入我此時此刻身處的位置。」
對Anderson來說，多數工作都是由掙扎與鬥志交織而成。他的父親Willie曾是愛爾蘭國家橄欖球隊隊長。（Guadagnino說道：「對Jonathan來說，橄欖球運動衣是個很標誌的元素——他在不同年代與品牌之間穿著它，這種延續性很美。」）Anderson將父親視為意志的化身。「我爸出身乳牛農場，直到18到20歲左右，他才很晚決定自己要打橄欖球，」他說：「他打球的年代橄欖球尚未職業化：你贏一場比賽，也就拿一英鎊。」他的哥哥Thomas也是橄欖球員。「看著我哥跟我爸之間的競爭關係，我常想，謝天謝地我沒有走上橄欖球那條路！」他大笑。但他在北愛爾蘭小鎮Magherafelt長大，被第一志願的時尚學校拒絕時，其實上也繼承了與父兄極為相似的心理特質。
「我一直是以『弱者』的心態去面對人生；我會自己營造出那樣的環境，好讓我強迫自己去證明些什麼。」Anderson說（他還跟我開玩笑：他不看心理諮商，因為他都靠跟記者聊天把問題解決掉）。可Dior創意總監，顯然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處於「弱勢位置」，但Anderson卻認為自己仍像是在劣勢中競爭，因為前人太耀眼。「很多事，前人都做過了，而且大家總是最愛自己那個年代的設計師，」他說：「像John Galliano在Dior做一切就是天才之舉，他徹底打破品牌框架。但那畢竟是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時代。」
Anderson早期在時尚圈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倫敦龐德街的Prada店裡，跟著Manuela Pavesi做櫥窗陳列助理。「我完全被她迷住，」他說：「尤其在打造角色這件事，也被她如何善用心理學角度去行銷商品給迷住。」他記得有一天Prada在做機器人主題，櫥窗裡只放了一個簡單的人型模特兒和一只包，他心想「滿有意思的」。結果Pavesi說：「我不喜歡！」接著她就把大量商品往櫥窗裡丟，包括一堆手提包和五十個機器人。直到Anderso走到外面一看才懂：那是一種「商品飽和」的策略。各種混搭居然又凝聚成一個有趣的整體。「她總會有一種極度精準卻又相互矛盾的搭配，像是睡衣配鱷魚皮大衣。」他說。「我總是被她嚇壞，但又深深著迷：怎麼能有這種思考方式？」
「現在最讓我生氣的是，人們完全沒有耐心。人們就是買東西、丟東西，從這個再轉移到下一個，這會摧毀真正的創意。
Jonathan Anderson
Anderson後來被稱讚為同樣擅長雜揉各方元素，也擅長透過描述與造型，讓商業人士、名人與其他市場推手看見作品的價值。Delphine Arnault解釋：「他很懂得如何去完美呈現作品。」Anderson再一次把這件事追溯回自己的成長背景。「不管一個人多有名、多有錢、多大咖，你總能從一種同理心站從對方角度看事情，我從父母那裡學到的就是這個。」他說，他現在遇到「怎麼跟人相處」的問題，第一個求助對象仍是父母。
Anderson也以「追著機會跑」聞名，甚至比機會追著他跑還更積極。20歲在Prada工作時，他就讓自己被《i-D》雜誌拍成「用現成物做胸針的創作者」。他記得某天清晨七點左右，Delphine Arnault突然打電話給他，表示對他的工作有興趣。「我記得我努力假裝自己很清醒，這其實一直很難：你得假裝聲音醒了，但它其實完全沒醒。」但Arnault記得，他們更早一年前就在倫敦某場展覽上第一次見面。2013年，就在LVMH投資JW Anderson的那一年，Loewe急需一位創意總監，有人問Anderson有沒有推薦人選。據當時LVMH時尚部門主管回憶，Anderson立即毛遂自薦。到了這個十年的前半段，他又開始替自己爭取新任務。「他開始跟我談未來，談我們能在集團裡給他什麼新計畫。」Arnault回憶道。當上一任創意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離開Dior（如今她來到Fendi）後，Anderson提議讓他同時掌管男裝、女裝與高訂。
那時Anderson在Loewe的作品早已奠定熱潮。進入品牌的前七年，他聚焦在工藝上，以現代、優雅、份量感的語彙重新演繹一個老牌的靈魂。到了疫情期間，他彷彿脫胎換骨地轉向更狂野、更有趣、更直白的概念混搭：閃耀的胸甲、數位像素布料、長出草的大衣、米妮卡通高跟鞋與氣球鞋跟、靈感來自William Sartorius畫作的巨大草莓。他也與Uniqlo長期合作，曾設計一個以英國作家Beatrix Potter（知名作品為《彼得兔》）為靈感的系列。
「他在Loewe所做的事很有突破性，」Jennifer Lawrence回憶：「不只是重振一個品牌，更重振了一種文化。他是位非常有力量的藝術家，不斷以細膩而精準的方式吸收文化。」
Anderson研究與收藏的藝術範圍很廣，從法蘭德斯畫派（Flemish）大師到當代藝術家Anthea Hamilton皆然；在倫敦，他也是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V&A）的董事之一。他曾經對建築感興趣，也終生熱愛陶瓷。疫情後他在服裝設計裡開始培養——一種更明亮、更簡化的風格——彷彿讓他找到一條可以更直接融合這些興趣的道路。
「將藝術和時尚並置，對Jonathan來說就是基本功。」Josh O’Connor說，他自2017年起就以Loewe品牌大使身分與Anderson合作。「而且他做出那些不可思議的秀，看到大家怎麼讚美他，會讓他越來越有信心。」Anderson對事物的迷戀，也很有傳染力。O’Connor的外婆就是陶藝家，使他後來也漸漸拾起這份興趣。「我記得有次去Jonathan家吃飯，看見他一整排的陶瓷收藏，實在太魔幻了！有Sara Flynn（我很崇拜的愛爾蘭陶藝家）、有Lucie Rie、還有很多Ian Godfrey的作品。」他說。Anderson把這份熱情的源頭歸功於外祖父，他曾在北愛爾蘭Antrim郡的紡織公司Samuel Lamont & Sons工作。「他是我們家最有創意的那個人，我從小身邊就有很多很前衛的瓷器。」Anderson說。
如今，Anderson的許多友誼與親密關係都圍繞著藝術展開。最近，他與加泰隆尼亞藝術家Pol Anglada交往，兩人也曾在JW Anderson合作過。「當你做的是時尚這類的工作，任何私生活都會變得難以維持，」他說：「我在父母身上見識過這一點。我父親當年為世界盃工作，長時間離家，回來之後，你們必須重新熟悉彼此。年紀越大，你越明白，如果想保護一段關係，就必須刻意為它騰出時間，因為放手實在太容易了——你需要建立一套機制。」
除此之外，他最近的興趣多半跟工作節奏密切相關。「現在幾乎每週都有look book，每週都有廣告企劃。你一整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挖掘靈感。」他說完，又像是覺得這樣還不足以形容那其中的迷人之處，補了一句：「但那同時也是一種迷戀——一位藝術家、一個人，或一件古董，都可能啟發整個系列。」
十二月的一個早晨，我們約在奧賽美術館見面，他要去看英國畫家Bridget Riley的大型回顧展，他收藏了她1988年的作品《Daphne》。Anderson遲到了。他說自己從不提前看行程，也不會事先規劃下一輪會議，因為一旦知道了，就會開始質疑這些事情到底值不值得；結果當然是，他幾乎永遠都在趕時間。他看起來有些疲憊。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期待過聖誕節，我甚至從來沒愛過聖誕節。」他一邊替自己、也一邊替我清點目前的工作事清單：「還有一次高訂試裝，一次男裝，一次女裝；接著是度假系列發表，然後把早秋和度假膠囊（Dior Riviera）系列推向市場。這一季總是最難，因為時間太短。」他露出一個略顯吃力的笑容說，「但還是要保持正向！」接著他大步穿過博物館挑高的中庭。
他說自己很佩服Riley在創作中「削減到只剩本質」的能力。「那是一種走到盡頭的自信。」他說。「在偉大的印度繪畫裡你會看到這種東西，甚至在林布蘭身上也是——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該停。那會激發思緒，讓你自問為什麼站在作品面前。」
一路跟在我們身後的展覽策展人Nicolas Gausserand指了指白色的牆面。如今已九十多歲高齡的Riley，堅持違背美術館慣例，認為以白牆呈現Seurat的作品，反而能讓畫作更出色。
「這讓白色顯得更白，」Anderson點點頭說：「這真的很激進。」他又快速繞了展廳一圈，隨即朝出口走去。離開美術館時，他解釋道：「你得走得夠快，腦袋才會開始運轉；如果停留太久，我反而看不到那些連結。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外公，我一直都有這個想法——怎麼在已經很老的東西裡，找到新的可能？答案是，讓它跟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對話。」
我們臨時鑽進塞納河畔老派木造裝潢的餐廳Le Voltaire吃午餐——這並非計畫中的行程，但因為落後進度了，一切只好臨機應變。服務生端上蘿蔔、臘腸、麵包和奶油。Anderson點了一份五分熟的菲力牛排。
「五分熟要三十分鐘。」服務生回報，帶著一絲不甚苟同的語氣。
「那改成三分好了，」Anderson說：「再來一份薯條——份量儘管多一點。」
「好的。」服務生面無表情地點頭。
Anderson的生活重心仍有一部分在倫敦，在那裡，他的個人品牌JW Anderson正處於擴張階段，跨足家具、藝術品與收藏品領域。他說，在倫敦與巴黎來回穿梭，有時會感到「文化衝擊」。「兩座城市在用餐和出門享樂的方式都很不一樣。最有趣的差別是，我不知道法國怎麼了，但他們真的不太會做冰塊。這裡的Gin Tonic永遠不好喝，因為冰塊的品質不好。」
用餐時，他談起自己目前的文化命題：數位時代之下，精品品牌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替未來設計東西：你設計它、展示它，然後六個月後它才進入店內販售，」他說，「這意味著你給了消費者時間去消化它。但現在，我們處於為了追求『即時刺激』而設計服裝的時期——當東西真正進入店內時，它卻早已過氣了——就像是一種極為短暫的血糖飆升。」問題在於，在這樣的環境裡，幾乎不可能培養出受眾對品質的理解。
「這影響了我們的理解方式。我們一天看了上百萬張影像，但閱讀量卻變少了；我們用表情符號回覆，用語音，因為『比較有效率』。年輕時我會以為這是夢中才出現的情境。」（Anderson有閱讀障礙。）「製作服裝是『由腦至手』的實踐，寫作亦然。這兩者都是極其獨特的行為。」Anderson認為，正是這種刻意的投入，才得以讓時尚得以超越即時快感，走在前端塑造未來。他認為，世界需要時間去消化新觀念，才能讓這些新意真正被落實。
他用力切著牛排。「我的弱點是，我很容易為很瑣碎的事情產生大量情緒內耗，」他承認：「可能是模特兒臨時沒檔期，可能是某個小場地拿不到，或是一場不對勁的會議。那會逼我進入憤怒——最終是對自己生氣。」他說：「但現在最讓我生氣的是，人們完全沒有耐心。連我自己也沒有，所以我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人們就是買東西、丟東西，從這個再轉移到下一個，這正在摧毀創意。如今缺乏偉大的電影和音樂，因為大家害怕真正的激進。」
高級訂製服，對Anderson而言是全新的領域，也令他為之著迷，因為它重建了一種「大膽冒險與鑑賞文化」的方式。他心中有一個夢想：讓Dior高訂變得更親民，並將它比喻成一座開放民眾參觀的博物館，像是V&A。即使買不起高訂禮服，人們也有權利近距離理解它。「重點在於讓人愛上時尚，」他說：「高訂不一定是每個人會買的東西，但它是支撐整棵大樹的枝幹，靠的是傳承、手藝和知識。」
對Anderson而言，高訂同樣是他在Dior所有工作中「最具個人情感」的一環，因為這正是他仍在學習、摸索的形式。他的首次高訂系列，靈感來自John Galliano——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Anderson在系列完成前，願意將女裝作品先行呈現給對方看的「外人」。「因為我還在唸書時，他對我來說就像神一樣，」Anderson說：「John來探望我時，帶了一袋Tesco買的食物，還帶了兩束完美無瑕的野生仙客來——我很愛仙客來。」
那些來自Galliano自家花園的仙客來，深深打動了Anderson。於是，作為對Galliano的致敬——這也是對當代大師一種非比尋常的優雅致意——仙客來貫穿整個高定系列，從刺繡細節到秀場裝置皆然。Anderson以十八世紀的紡織品與古董肖像微型畫汲取靈感。他決定高訂秀的開場，將沿用他女裝首秀中那件燈籠造型的純白百褶禮服變奏版。
「我非常喜歡那個技法，所以我開始想：好，那成衣該怎麼做？高訂又該如何呈現？」他說：「我有收藏Chelsea陶瓷，你會看到第一期或第二期的Chelsea，看起來幾乎一模一樣，但製作方式卻完全不同。不是說哪一個比較好，而是它們的運作邏輯與本質動態不同。」
在多數情況下，正是這種對細微差異與龐大企圖之間的拿捏，構成了Anderson創作思維與野心的交會點。「就算有些日子我覺得腦袋快要炸開，我也始終知道，我會用盡一切力量讓事情成功。」他說：「不只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我帶進這個計畫的所有人。我必須讓它成功——為了他們。」
「當你做的是時尚工作，任何私生活都會變得難以維持。年紀越大，你越明白，如果想保護一段關係，就必須刻意為它騰出時間。」
Jonathan Anderson
自從接下Dior創意總監一職後，Anderson的生活多半在旅途中度過。十一、十二月期間，除了歐洲之間的日常通勤，他還為品牌奔走於紐約、杜哈與北京，同時密集進行六個系列的創作工作。在洛杉磯一個晴朗而清冷的早晨，他匆匆下樓走到Chateau Marmont飯店的大廳，準備展開一連串會議，最後將以比佛利山莊新精品店的開幕活動作為結尾。「我一直很喜歡來洛杉磯——我不會住在這，但我真的很喜歡來。」他一邊說，一邊大口吃著一盤優格與穀片，握著湯匙的姿勢像是在舀水。房間另一頭，兩名年輕女子悄悄拍下他的照片——在名人之都，這一幕也提醒著他，隨著Dior全球版圖的擴張，Anderson本人，早已成為眾人矚目的對象。
談起第一次來洛杉磯的經驗，Anderson說，他一上計程車就請司機載他到日落大道10086號——那是《日落大道》裡Norma Desmond的住址。「現在那裡大概像個車庫之類的地方，」他對我說：「但沒有什麼比好萊塢史上的經典角色更迷人了。」他多少在感嘆當代名人過於直接、零距離的曝光度，認為這削弱了他們曾經擁象徵的力量與神話感。
「曾經有一個時代，Dior會為電影片廠打造女演員的形象設定——服裝輪廓、概念、個性，全都被精準控制。」他說：「我覺得，我們需要找回那種電影曾經教會我們的、關於時尚的浪漫。」他若有所思地望向吧檯旁的燭台。「我並不介意未來的Dior帶點坎普風（Camp）、帶點表演性——我想John為此打開了一扇門，而Dior本人，其實早已親手將那扇門建好了。」
位於比佛利山莊羅迪歐大道黃金地段的全新Dior精品店——共四層樓高，擁有一座懸浮螺旋樓梯——正是品牌試圖重建形象一致性的具體行動之一。「這是Dior的新篇章。」Delphine Arnault說。由美國建築師Peter Marino操刀，店內設有屋頂露台、VIP私人沙龍，還有一間由Dominique Crenn規劃菜單的餐廳；她在舊金山的旗艦餐廳，曾讓她成為美國第一位獲得米其林三星的女主廚。
自去年夏天起，北京、米蘭、紐約與大阪也陸續開設或即將開設同型態的Dior精品店，皆以巴黎蒙田大道30號旗艦店為樣本。「這些店都是非常大的宣示，也是非常龐大的投資。」Arnault說。即便身處數位時代，實體零售體驗依然是驅動Dior業績的核心引擎；而 Anderson 那種全方位統籌的手法——將所有時裝系列納入統一的視覺體系，也正好支撐起一個和諧、統一、且具有普世影響力的Dior宇宙。
晚上七點二十五分，Anderson抵達比佛利山精品店頂樓的露台與沙龍。就一場時尚晚宴而言，賓客名單顯得既古怪又迷人。「那是一場非常能反映Jonathan思維的聚會。」Greta Lee告訴我。她當晚穿著一件簡潔優雅的灰色Dior上衣搭配牛仔褲出席。「他的想法與選擇經常出乎意料，而他所關心的事情之廣、之深，真的很迷人。」
Jennifer Lawrence與丈夫一同現身，長期擔任Dior品牌大使的Charlize Theron則壓軸抵達；現場還有 Gia Coppola、Maude Apatow，以及《KPop獵魔女團》的配音演員Ejae。Lauren Sánchez Bezos忙著自拍、擁抱寒暄。《白蓮花大飯店》導演兼編劇Mike White也在場，似乎連他自己都有些驚訝，穿著Dior毛衣，在人群中帶著好奇又警覺的神情遊走，彷彿默默在內心做靈感筆記。Anderson為Dior帶來的許多名人品牌大使，包括Greta Lee，全是他合作的夥伴，他們將為這一向傳統的法國時裝品牌，注入了更古怪、更機智的氣質。
與Delphine Arnault握手致意後，Anderson立刻衝向Lee，張開雙臂將她擁入懷中。「對我來說，她不是繆思女神，而是朋友，」他說：「重點不只是穿衣服，而是：你能不能跟這個人一起喝酒、吃一頓三道式的晚餐？」他當晚穿著淺藍色襯衫、牛仔褲與棕色莫卡辛鞋。服務生端上包著魚子醬的紫菜捲，小巧的洋蔥塔看起來像摺起的白鶴。露台上，煙灰缸裡裝滿了Marlboro香菸。（有人轉告Arnault，這樣的配置不太像洛杉磯；她則笑著回答說，這是「1980年代的洛杉磯」。）
八點十分，賓客入席，晚宴一路進行，逐漸轉向某種愉快而微微失控的氣氛。九點一刻，Anderson帶著一群名人到露台抽菸；半小時後，他舉杯請大家喝龍舌蘭，一陣煙霧又裊裊升起。
「像這樣的時刻，對任何藝術家來說都特別重要，這正是轉型的時刻。」Lee之後對我說。看著Anderson踏入新的領域，令她感到興奮。「那場晚宴也是如此——一股新的力量正在醞釀之中。」
回到巴黎，節慶將近，遊客在Dior旗艦店外閃爍的燈飾前拍照留念。半條街外，正對著Loewe店面的Dior Heritage，是品牌嚴密保存的檔案館，收藏著自創立以來的服裝、配件、香水、工作筆記、草圖、版型、書信與剪報，全都整齊收納在標誌性的Dior灰色盒中。這些資料始終未對外開放，而檔案館也長期投入於追尋並回收品牌早期高訂作品的計畫。檔案館館長Perrine Scherrer向我展示了一件早期珍藏：一件保存完整的Junon禮服，常被視為Christian Dior最偉大的傑作。
Anderson上任後，曾廣泛研讀這座檔案。「我請團隊做了一個練習：從每一位曾在Dior任職的設計師，各選六套作品來看。」他說。（他最喜愛的Christian Dior作品，是1952年象牙色的《Cigale》：「線條非常流暢，結構美得驚人。」）隔天，他造訪了品牌的公共博物館Galerie Dior，距離旗艦店半條街。這座於2022年開幕的13間展廳，位於一間高訂工坊下方，如今每天接待約1,500名訪客，一年超過五十萬人，門票常在一個月前售罄。現正展出的內容，來自Azzedine Alaïa的收藏；他生前始終未公開自己的Dior收藏規模，這批作品過去也從未展出。「Alaïa基金會一共有600件作品，我們精選了100件呈現。」館長Olivier Flaviano說。
Christian Dior於1947年發表首次系列，十年後辭世；當時他的品牌已擁有數百名員工，業務遍及五大洲。21歲的Yves Saint Laurent接任。「如果現在有個21歲的年輕人接管這般規模的品牌，大家一定會嚇壞，」Anderson說：「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我們不回望歷史，很容易就忘記那過去有多激進。」
Flaviano引領我們走過整場展覽，包涵品牌最成功的早期系列、原始試衣間的精細重現、至今仍用來接待VIP的內部展廳、跨越年代的雜誌封面牆，以及一張Christian Dior辦公室裡算命師的照片，旁邊還有他隨身攜帶的護身符。
「Dior 先生非常迷信。」Flaviano 說。
「那這點倒是我們的共通之處。」Anderson接話，隨即走開去接電話。
隔天晚上，在工作室裡，Anderson坐在展示板前，盯著即將推出的形象廣告。
「我們把它拆分成不同角色。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Dior可以是不同的男人、女人、形形色色的人。這品牌夠大，不必只有一種單一形象。」他說。設計時他從不直接思考廣告需求，但這卻是他理解作品如何進入世界的重要一環。在規劃首波由David Sims拍攝的形象廣告中，他思考的是：在一個「後貴族」時代，貴族還意味著什麼——畢竟那正是高級時裝最初的受眾。
「我真的很開心，」Anderson罕見地坦率說道，目光停留在展示板上。他指著一張模特兒Laura Kaiser、Saar Mansvelt Beck與Sunday Rose擠在沙發上的照片。「我喜歡這個狀態，蘊含著一種快樂。你去派對的時候，總會有那個真的玩很瘋的人、那種努力想融入氣氛的人，還有那種正在施展誘惑魅力的人——這生動地描繪了各種樣貌。」
他轉向以足球員Kylian Mbappé為中心的版面，Mbappé穿著牛仔褲、灰色毛衣，打著Eldredge結領帶。「這裡談的是領導的概念——將足球員帶離他熟悉的場域，轉化了他既有的形象。」接著，他又指向Greta Lee的那一板，「這裡則揭露兩種女性氣質的支柱——不論在哪個年齡層，都能保有同樣的能量。」
他交叉雙臂，語氣篤定：「我會堅守這件作品，儘管另外二十個人可能對它各有各的看法，但我認為這在邏輯上是通的，」他斷言道，隨後露出一個放鬆的微笑。「我曾被外界那『沈重的期待』以及『人們是否會喜歡它』的焦慮所吞噬。但當我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為團隊感到無比自豪。我認為這個方向走對了。這代表了新設計語言的誕生嗎？還稱不上。但這是否比我之前的職位（指在Loewe時期）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他看著我，眼裡帶著平靜的喜悅說道：「一切才正要開始。」
For Annie Leibovitz portraits: grooming, Jillian Halouska. Produced by AL Studio. Set Design: Mary Howard.
For Stef Mitchel fashion photographs: hair, Ryan Mitchell; makeup, Aurore Gibrien; manicurist, Magda S; tailor, Lauryn Trojan. Produced by NILM. Set Design: Giovanna Martial. Photo artwork by Martin Depalle.
原文出自：Vogu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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