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債全因自己有問題？個案家屬「一句話」讓他愣在原地者久久說不出話
《融資公司法》2008年一度送進立院卻遇金融海嘯泡湯，延宕至今已長達16年，直到近期新型態債務問題日趨嚴重，債務人越趨年輕化，才又一次跳上大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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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法度監管上嚴重不足已逐漸成為共識，但對於一腳踏進債務陷阱的債務人，社會觀感仍舊不佳，雖然債務人樣貌百百種，不管是遭受詐騙、或本身即為身心障礙者導致工作不穩、入不敷出，社會普遍會對債務人有「奢侈浪費、能力不足」等標籤，包括替陷入絕境的債務人進行法律程序的律師、法官等也可能有同樣想法，而此種印象也對於債務人想藉由最後一道防線-司法體系獲得重新來過的機會受到阻礙。
不可否認債務人也有責任，但也不能忽略3點結構性問題
對此，自救會顧問兼創辦人的輔大社會系副教授吳宗昇直言，「投機奢侈浪費或入不敷出都是表面上的原因」，研究上真正主要負債成因有3點，貧困貸款、購物依存以及制度陷阱。
他表示，2020年遇上新冠疫情，當每一次經濟衰退或變動，「就會有很多人掉出來」，並且也是社會貧困者、弱勢族群最先遭殃，造成名為「經濟災情」的第二波衝擊，也是因為經濟弱勢族群對於社會變動（如疫情）的應變性較弱，更容易陷入經濟困境，並透過銀行信貸，甚至是近年興起的新型商品貸、機汽車超貸借錢，一去不復返；此外，經濟弱勢因為資源不足也更容易遭受詐騙，成為欠債的起始原因。
第二點的購物依存與貧窮貸款有程度相關，但更偏向於精神上出現問題，無法克制自己；最後則是制度陷阱，例如合約條文、規則不透明，以話術引誘債務人越借越多，甚至產生自己財務狀況已好轉的錯覺。
吳宗昇強調，「不能完全說債務人沒有個人要負責的部分」，但更多的是結構性因素讓他們翻不了身，「有錢的人翻得了，但是窮人一輩子會被債務的鎖鏈鎖住」，而對於弱勢者的同理，絕對比指責來得有建設性。杜絕吸取弱勢者的血汗的掠奪性貸款，建立監管機制才是從源頭減少超貸、不合理貸款的憾事發生。
個案家屬的「一句話」，讓他愣在原地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在其迅速擴張、發展出新產品時，社會其實還不知道如何面對，「當社會不知道怎麼面對它，我們就沒有法律可面對」吳宗昇說道，2006年左右的卡債風暴，災情太過慘烈，到現在自救會都還會遇到當年就已累積債務，逃債逃了10多年的個案前來求助。
吳宗昇分享一段記憶深刻的往事，有一位7、80歲左右的阿姨每周六都會前往自救會參加法律諮詢會議，但僅旁聽，從不提問，好奇趨使下了解得知，原來阿姨的兒子有卡債問題，雖然身為一名空服員薪水不錯，但收入多債更多，每個月需還債達6萬元，兒子也不知道有消債條例可以嘗試， 吳宗昇當時立馬提議，希望可以由阿姨帶兒子來自救會諮詢解決，殊不知一句「我兒子在2年前自殺了」，讓他楞在原地。
也許是想知道為何兒子沒有一條路可以走，也許是對兒子的思念讓阿姨來自救會看看「跟他孩子一樣」的這群人，吳宗昇說，當時非常難過，社會並未留下一扇門，讓遇到困境的民眾有路可走，「他們沒有選擇」，超過10年的投入生涯，遇到3件類似的、債務未解決即離世的個案，而更多的則是債務利息滾到無法負擔，放棄人生開始躲債，變成流浪者與地下人口。
忽視或指責弱勢，造成的沉重後果仍舊由社會共同承擔
若大家對經濟脆弱族群往債務者移動視而不見，會對整個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吳宗昇指出，貧困導致最常見的社會後果就是「階級滑落」，面對大規模經濟景氣衰退、過度放款等情況，將會使這些人從原有社經地位下滑到貧困者的生活情境，如離婚、精神疾病問題，跟親朋好友的支持網絡也因為借錢而斷掉，「等於說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都受到打擊」，不但折磨這些人，同時也形成其他社會問題，使社會整體付出更多的成本。
「錢被銀行、融資公司賺走了，可是成本卻到衛福部、要到社家署或司法體系」，不僅加重社會福利體系的壓力，也可能增加負責治安犯罪等部門的負擔。
吳宗昇也提及，目前債務問題多數走《消費者債務條例》處理，但司法體系也是由全國納稅人支撐，且可能壓縮到其他案件的法律資源 ，等同於即便一開始視而不見，最後結果還是全國社會來承受。
而正是因為大眾容易將個人與社會分開來看，因此也較易忽略背後結構性因素，當社會承擔起原本靠完善制度就可以減少的後果時，反而再去指責這些社會脆弱族群，對社會其實百害無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