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受難者妻子永遠的痛：接到處決通知趕往台北，在路上他就死掉了…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陪伴。水田不要賣。」1954年4月17日，鄒族領袖高一生遭台北憲兵隊處決、命喪刑場，而今（18）日下午，其子高英傑發表新書《拉拉庫斯回憶》，書中道出他初中時每天看著南下列車、期盼父親返來的心情，也選摘高一生在獄中寄出的56封家書──起初高一生仍能抱著希望說「我們的團圓很快就會來臨」，最後妻子卻只能等到一紙處決通知，在趕往台北的路上，他死掉了。

1952年9月10日，鄒族領袖、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遭捕，隨後家人得知高一生遭羅織貪污、叛亂等罪名，開始漫長等待。本日新書發表會上，高一生次子、音樂教育家高英傑獻唱父親生前寫下的2首歌曲《春之佐保姬》、《長春花》，那是高一生在獄中思念妻子寫下的歌曲，高英傑嘆，其實父親當時寫了3首，但家裡只收到2首。

高英傑於《拉拉庫斯回憶》提到，母親日名湯川春子、漢名高春芳，《春之佐保姬》的「春」就代表母親，佐保姬則為保護女神之意，可見高一生對於妻子之愛意；而高一生於本日座談及書中分享的幾篇高一生獄中家書，雖不見甜言蜜語，卻字字句句都是對妻子的思念、擔憂與鼓勵：

「不久後我就會以健康的身影回到家中，所以請不要頹喪，要有朝氣，要堅強起來……妳的操勞過度也許會帶來不幸，所以絕對不要做費力的工作。」

「不要寄錢給我，當作留守家人的生活費，我沒有金錢方面的困難……要注意蛇、火災、受傷、疾病等……吃重的工作，在我回來前不可能動手……」

「我們雖然在分別的狀態，我想越是被艱苦煎熬，將來家人就會得到越長久的幸福。」

「我雖然成為新美農場和農會的犧牲者，幸而政府非常了解我，所以請不要擔心，調查的不只是我一人、還有很多人，所以需要長時間的調查。」

「不要將可憐的孩子留在家裡，忍耐一點，不要到嘉義和台北。」

儘管高一生在書信中不斷勉勵妻子，經過近2年等待，家人仍見不到他最後一面。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表示，高一生當時在嘉南平原影響力極大、年輕的知識份子都深受其啟發，周婉窈的父親每次提起這位前輩必定尊稱「曹族（鄒族）領袖高一生」，也必定會提到高春芳當年等不到的最後一面。

「他（周父）每次提到高一生都會說，高太太接到要被處決的通知，趕到台北，但在路上就被處決了……地方上這樣講，應該是處決後才通知啦。我父親每次都要講這故事，父親話其實很少，但他會這樣講，我感受到嘉義一帶的人們對受難家屬的同情……」周婉窈說。

高英傑每周前往車站等人　期望能再見父親身影

而高英傑於書中寫到，父親被捕當時學校佈告欄天天都會公布政治情況，包括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因此高英傑讀書時雖然成績名列前茅，卻也免不了被同學以異樣眼光投射、欺辱或排斥；因為一直期盼父親能無罪釋放，高英傑總會在每個星期日租腳踏車騎到台中車站月台，看著南下列車，期望能見到父親身影──但希望一再落空，高英傑1954年暑假回到山上發現多了座新墳，才知父親在4月就已被槍決：「家人刻意隱瞞唯一不在家的我，使我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

儘管高一生僅得年46歲，被迫早早離開妻子與8個孩子、家人也背負旁人對冤罪的誤解，但高英傑也說，母親高春芳的信仰、父親高一生留下的書信與歌曲為家人帶來激勵，陪伴家人走過艱辛歲月。

高英傑寫到，1993年夏天、也就是高一生離世近40個年頭時，旅居加州的二姐貴美返台，探望當時已經年老、陷入失憶狀態的高春芳，替母親唱了當年父親在獄中寫下的《春之佐保姬》，未料失憶的高春芳竟一句句跟著唱完，高英傑嘆：「場面令人感動，彷彿丈夫又回到身邊似的。」

如今每當高英傑現身於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紀念活動，仍時常獻唱這曲《春之佐保姬》，配上父親寫的鋼琴伴奏，每每演唱現場總有與會者落淚，本日《拉拉庫斯回憶》新書發表會上亦有幾位民眾拿出面紙拭淚。（推薦閱讀：日治菁英命喪白色恐怖！台大教授勉莫忘悲劇：我們還要在歷史再殺死他們一次嗎？）

高一生走了，家人的懷念仍在，知曉這些故事的人們也仍會落淚，而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提醒，當今台灣人必須認識被犧牲的前輩，莫讓這些人在歷史裡再被「殺死」一次：「我常在課堂上跟學生講，他們已經被殺死一次了，我們還要在歷史再殺死他們一次嗎？我們一定要讓他們復活，活在我們的記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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