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模式死路一條 台灣民主轉型前途無限
顏純鈎／香港作家，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有朋友問，為什麼台灣改革成功了，而中共的改革走進死胡同。我想了想，原因很複雜，但也值得想一想。
台灣政治改革起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美中建交，台灣被逼到無路可走，蔣經國有兩個選擇，一是為避免政權垮台，唯有實行更嚴酷的專制統治，但那樣打不開國際困境，內部社會矛盾會更激化。相反的，實施政治體制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做得好能走出一條生路來。
當時蔣經國是做好國民黨可能失去統治地位的心理準備的，他對身邊的幕僚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意思是，如果國民黨垮了，而台灣能得以生存，那也值得。正因如此，在他手上開放黨禁和報禁，走出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國民黨選擇走西方的發展道路，這與國民黨傳統親西方文化有重要關係。早在大陸執政時，國民黨統治區實行的便是私有制，有初步的產權觀念，有巿場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政府鼓勵私營企業，社會尊崇西方的價值觀念，追慕西方文化。
雖然國民黨奉行的仍是專制統治的一套政治體系，但至少在表面上，他們的制度設計仍沿用民國初年的舊傳統，有表面的選舉制度，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之設。這些最初的制度設計，為後來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現成的路徑。
台灣民間要求民主的呼聲已潛移默化多年，有志之士為此付出多年血的代價。台美斷交前，美國與西方的制度與文化對台灣影響深遠，一旦政治空氣鬆動，很容易吸收西方的價值觀，為政治改革提供豐厚的土壤。
當然，很重要的因素還在於，台灣有蔣經國這個扭轉乾坤的政治領袖，也有李登輝這個忠實的繼承人。李登輝手上，為扶持民進黨，頂住國民黨內部巨大的政治壓力，事後看來，如非李登輝力排眾議，台灣不容易有今日兩黨或多黨制的局面。
反觀大陸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中共的嚴密控制下步步為營推進。早在鄧小平手上，就制定四項基本原則，以拒絕西方價值為前提，固守專制統治底線。中共視巿場經濟為一種手段，目的只是擺脫暫時的經濟困難，改善執政環境，為此不惜放開言路，與西方親善，向海外乞求資本和經營模式，為求生存，不惜涎臉討好港台兩地的中國人。
從一開始，中共的改革就只是一種危亡自救的臨時措施，和六十年代初為解大饑荒之困而搞「三自一包」是同一套路。從鼓勵私企到國企改革，到向西方開放巿場，企求西方資本和技術，到有限度引進西方文化，短暫造成一種假相，以為經濟改革最終必導致政治體制改革。
但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放棄專制統治，這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已有先見之明，所以一旦經濟好景之後，國進民退的國策便應運而生。從巿場經濟又退回到國營經濟，從文化開放又退回到壟斷封鎖，從融入世界退回到外交戰狼，中共的如意算盤，便是借西方的巿場與技術改善經濟大環境，而固守政治底線維持專制統治。
所以中共不可能開放黨禁報禁，不可能試探政治體制改革，只有堅持中共的一黨專政，堅持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足以保護中共紅色家族的利益代代相傳。陳雲很早就說過，政治上的接班人還是要找我們自己的後代。
為自圓其說，中共發明了「中國發展模式」這個概念，意思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國家財政情況一路向好，此時實施國進民退，讓國營經濟重回主導地位，以保障政府對經濟資源和分配權力的掌控，是全方位維持一黨專政的前提。
一黨專政加國進民退的半吊子巿場經濟，再加文化上封鎖和高科技社會管控，這便是中共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因為有三十年經濟改革的成果，政府手上有錢，凡事可以用錢解決，所以中共一度認為這套模式行得通。
但全面的巿場經濟與日趨嚴酷的政治管控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黨掌控專政機器，有足夠的暴力凌駕國家，最終是政治管控窒息了經濟活力，而三十年經濟改革的成果，終於在十年的消耗下見底。
現在的問題便是，政治管控的高成本，用經濟底子已經兜不住了，隨著內外環境的惡化，中共的專制統治根基正在瓦解，而這一切，又是表面的修修補補無法根治的。
中國發展模式只是中共一種離地空想的出路，它沒有理論上的邏輯自洽，也缺乏實際操作的可行性，它只是一種由表面的興盛向深層之衰敗的過渡，更無解的是，現在再回頭，也已經沒有路走了。
台灣政治領袖高瞻遠矚，一舉徹底解決國家發展道路，中共懷抱私心，不以國人為念，搖搖擺擺，東倒西歪，最終落得竹籃打水一場空。兩岸政治競賽，至此已分勝負，共產黨由假改革走向衰亡，國民黨則於成功的政治轉型下倖存，歷史宿命如此，興亡各有定數。
至於國民黨的不肖子孫今日之醜陋表現，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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