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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菠蘿蜜》導演廖克發:在國家歷史禁忌裡,說一個溫柔的故事

風傳媒

更新於 2019年12月22日00:10 • 發布於 2019年12月22日00:10 • 吳尚軒
《菠蘿蜜》導演廖克發接受專訪表示,電影是溫柔的語言,可以啟發人說自己的故事。(陳品佑攝)

第一次用電影掙得風光時,廖克發其實高興不太起來。

那是到台灣學電影後沒過幾年,他拍出第一部短片《鼠》,入圍了幾個國際影展,很是有藝術性;後來回到馬來西亞,他把片子放給家人看,場面卻安靜得叫人尷尬,有人似懂非懂地說「原來台灣學電影是這樣子」,最後大家默默把DVD收了起來。

那天半夜,廖克發聽到樓下窸窸窣窣的,走下客廳,發現母親獨自坐在電視前,又把《鼠》拿出來看;她心裡滿是不解,為什麼兒子拍了一部得獎的片子,自己卻看不懂?

「我那時就開始在想,你到底想跟誰說話?你也可以拍很個人主義的,但這件事會不會讓你心痛?」在台灣已經待了13年,廖克發的口音被稀釋得淡了,或許是因為當過老師,他講話字句分明地連綿不絕,現在,他又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讓他明白,心痛來自於家人的不了解,他開始體悟電影是種溫柔的語言,要說得讓人能懂,懂了以後能說點什麼,「就是你在不在乎這件事?有些人想走純藝術,有些人像我,就希望有在地性、地域性,你要找到你跟故事的關係。」

發現自己拍的電影不能被家人理解,讓廖克發開始重新思索。(陳品佑攝)

挖掘家族馬共歷史 想把故事講給下一代

來到2016年,他交出紀錄片《不即不離》,這是與家族互相理解、對話的一大步。

在廖克發的記憶裡,他的父親常常不在家,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兩人很少講話,更常爭吵,甚至動粗。曾經他總是羨慕別人的童年,於是來到台灣後,自然更加疏遠,某日他驀然回首,才驚覺父子已經9年沒講過半句話。

這讓廖克發開始思索,為何自己的父親會是這樣?想著,他開始好奇父親怎麼跟自己的父親相處,才驚覺他對阿公的記憶一片空白,正如全家福照片裡缺席的空位。

拿起鏡頭後,他慢慢發現,原來在太平洋戰爭時,阿公為了對抗日軍,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下稱:馬共),但1945年日本投降後,馬共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獨立失敗,開始漫長的叢林游擊戰,阿公後來遭到英軍槍殺,當時父親只有幾個月大。

在《不即不離》當中,廖克發開始發覺自己家族,以及整個國家的歷史。圖為《不即不離》劇照,廖克發父親。(牽猴子提供)

他這才理解,家族的噤聲是種求生,阿嬤為了保護家庭,只得裝作丈夫不存在,這個家裡,再沒人談過阿公,正如馬共在這個國家,仍是不可提起的禁忌。

不可言說的歷史是燙手題材,但廖克發處理得文火慢熟,這趟追尋是給下一代的溫柔寄語,要拍給他年幼的姪女看。

「這部片第一個觀眾就是她,她還沒上學,當然看不懂,但可以把整部片看完,會說『這是公公』、『這是姑姑』,我的目的就是要拍給她。」堅毅的表情溢出溫柔,他說像宮崎駿的電影,都是拍給孫子、孫女,拍電影太辛苦,要有個甜蜜的目標。

「你要拍給下一代人。有一天你也會有下一代,你要怎麼跟小朋友說以前祖先發生的事?如果課本沒有講,你要怎麼跟姪女說,你有個太公,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發生過這些事?」

來到「恐怖份子基地」 他的人生徹底翻轉

其實,拍電影原本不在廖克發的人生選項裡。他大學在新加坡唸企管系,本來也要走入商界幫家裡賺錢,卻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只好先去小學教華語,幾年後,他起了到台灣讀書的唸頭。

「因為我的中學老師都是台灣畢業的,他們都跟我說台灣超美好的。」他說,馬華人很難進本地大學,如今依舊是馬來人佔有優勢,來台灣唸書,於是變成他們唯一的途徑,卻也讓人再也回不去,因為台灣的大學文憑,在馬來西亞不被承認。

廖克發說,像在台灣醫科畢業,回馬來西亞不能執業,只能去教書,人們自然不會回去,「他是變相鼓勵大家往外走,你不想上本地大學,就是不愛這個國家,那你就留在那邊。」

來到台灣並沒有太縝密計畫,甚至到要填志願,他才知道有電影系這個選項,廖克發說這簡直太美好,星馬人務實的觀念裡,唸大學不外乎商科、醫學、工程,只是為了賺更多錢,沒有啟蒙的作用。

過去看台灣的新聞,廖克發總不能理解為何要這樣,直到來留學後才終於改變觀念。(陳品佑攝)

結果這一趟啟蒙之旅,遠比廖克發想像的還要顛覆。「其實在我來之前,台灣會在星馬被報導的新聞,就是國會打架,不然就是示威,像那時候倒扁,那個東西對我們是陌生的,在我們觀念裡,好好一個安定的社會,為什麼要發生那麼多事?」

「到台灣你才知道,所謂民主、公民意識是什麼事。今天很多在馬來西亞搞運動、NGO的,都是台灣畢業帶回去的,要不就澳洲,所以一些極端的政客會說,台灣畢業生很會搞反政府運動,它已經是個標籤。」

他微微一笑,臉上有幾分得意,「對他們來說,你們可能是恐怖份子基地。」

用溫柔鏡頭拍禁忌歷史 打開理解與對話

其實廖克發的長相,甚至帶有幾許憨直,但畢竟是在「恐怖份子基地」待了十來個年頭,他像燒久了的炭火,撥開白灰,便可見炙熱火紅。

他在今年交出紀錄片《還有一些樹》,描述馬來西亞種族衝突的513事件,還有以《不即不離》為基底的長片《菠蘿蜜》,描述1950年代的馬共,打了數十年游擊戰後,每有小孩出生,就送到叢林外寄養,「菠蘿蜜」便是其中一個孩子,而在多年以後,菠蘿蜜成為一個易怒的父親,兒子一凡為了逃離家庭,遠赴台灣唸書,並與菲律賓移工萊拉交織出一段感情。

《菠蘿蜜》描述僑生一凡來到台灣,並與菲律賓移工萊拉交織出一段感情。圖為《菠蘿蜜》劇照。(牽猴子提供)

廖克發回憶,當年《不即不離》在新加坡放映,他父親也去看了,當場沒什麼反應,後來拍《還有一些樹》時,父母看到相關事物都會告訴他,這是個轉變,「如果10年前我說要拍513,他們大概會揍死我。」

電影是溫柔的,改變是緩慢的,家庭乃至國族的和解,對他來說都不是片刻的行為,「像你被政府壓迫了幾十年,不會在解除那一刻,就跟他擁抱的,你是會變得比較願意對話、比較容易理解,關係該是漸進的,不是個像戲劇大擁抱的團結。」

「他們沒獲得公道,後代沒辦法相信正義」

從理解到和解的功夫,不僅是對自己,也是對整個馬來西亞,廖克發在《不即不離》,也探訪流亡泰國、中港的馬共成員,見到他們與子女的僵局。正如他的阿公,那個世代的許多人,都曾經拋下家庭投入戰鬥,「你沒時間教育下一代,下一代會恨你的。」

「而且如果你的父母犧牲了人生,去為家爭取這些事,他們沒有獲得公道,後代是沒有辦法相信正義的。」他說著反問:「你叫他們怎麼相信正義?他爸爸被打死了,然後歷史課本裡沒有,中國不承認、香港不承認、馬來西亞不承認,你會懷疑正義這件事。」

「這不只在馬共後代,是整個馬來西亞社會,普遍對伸張正義沒有信心,一個沒辦法轉型正義的國家體系、法律體系,笑嘻嘻來對你說,我會幫你伸張正義,你會相信嗎?」

他認為,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人會很「務實」,這絕不是稱讚,「一切是機會主義、很善於轉變,這不就是一凡?」

廖克發認為,一凡正是沒辦法相信正義的馬來西亞人,善變、機會主義。圖為《菠蘿蜜》劇照。(牽猴子提供)

對國家的想像飄渺 《菠蘿蜜》談馬華人的焦慮

他談起《菠蘿蜜》的主角一凡,一個總是在發怒的馬華男孩,跟家裡不斷衝突,來到台灣,又老跟室友、校方吵架,打工處處碰壁,卻總想著畢業後要留在台灣,離故鄉遠遠的。

「他就是一種焦慮啊,我要講的馬來西亞人就是這樣。萊拉也是移工,萊拉可愛多了,因為她有信念,雖然她的信念簡單到讓人可笑,但做為一個人,她願意為信念犧牲,一凡有這樣的信念嗎?沒有。」

他對待自己的主角簡直殘酷,但在殘酷後有柔情信念,「這不是討好的,我是在說馬來西亞人不好的一面,但必須溫柔地講,不然我會被馬來西亞人討厭。」

廖克發提起香港,許多在香港的馬華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他們對國家的想像非常飄渺,「如果你是個牙醫系畢業的學生,回去不能當牙醫,你會愛這個國家嗎?你會很想馬來西亞,覺得你的故鄉什麼,但這個國家,對你有很多不公的地方,你要怎麼面對她?她是很複雜的……」

廖克發說著停頓了好久,才堅實地吐出:「她也是我創作的一個動力。」

馬來西亞人對國家飄渺的認同、複雜的情感,正是廖克發重要的創作動力。(陳品佑攝)

他對她露出苦澀的笑容,「沒有離開馬來西亞的話,基本上我不會覺得馬來西亞太壞,國家不會殺死你,不會處置你什麼,像溫水煮青蛙,你甚至會覺得,應該每個國家都有種族不公。」

來台13年 廖克發反問:我要成為怎樣的台灣人?

來到台灣已經過了13年,廖克發在這裡結婚、成家,他開始思考成為台灣人,但這事並不理所當然。「我不想因為是這裡有補助,比較能拍電影,我就選擇台灣。我要成為台灣人只是機會主義嗎?我要成為怎樣的台灣人?」

一如用鏡頭追問「何為馬來西亞人」,如今他開始尋找「什麼是台灣人」,不只閱讀台灣文學,甚至開始思索要拍白色恐怖,「但我的問題是,我有資格拍嗎?或者說,我做好準備處理這件事情了嗎?」

這將是場大工程,廖克發已經開始梳理頭緒,故事要溫柔又堅定地說,像河一樣徐緩飽滿。

「我們要處理一個問題是,不管在馬來西亞或台灣,現在人覺得這些東西離他們很遠、很冷漠,那怎麼跟現代有關聯?不是因為這是歷史,所以必須記得,這是相當僵化的觀念;歷史在我們身體裡面,你不記得歷史,你這個人是不完整的。」

廖克發認為,歷史之所以讓人感覺遙遠,是因為讓人難以感到同理。圖為《菠蘿蜜》劇照。(牽猴子提供)

不知情的觀眾看《菠蘿蜜》,容易錯將ㄧ凡與父親混淆,看成是同一人,事實上這是刻意為之,廖克發要他活在歷史裡。「你可以說那個年代就是不幸,菠蘿蜜就是自私,但一凡能不能同理他?所以我把他變成同一個人。」

「你跟今天的年輕人講,二二八很多人受難、他們為自由爭取,年輕人都知道啊,那是他們的事,那個年代不幸,像馬來西亞年輕人也會覺得,過去就過去,他們不幸,我們不會去問自己,如果那個不幸到來、香港的事如果到台灣來呢?」

「過去說故事、歷史的權利,是在個人身上,我說我阿嬤的故事、爸爸對孩子說祖父的故事,有了國家以後,變成說故事的權力在國家手上,我們開始想像歷史是由上而下、有正確性的,長久就覺得,長輩也不需要跟小朋友說故事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歷史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那是上面的人說的,你不會有感情,也不會有體驗的感覺。」

同理比知道更重要 他要讓人說出自己的故事

他又談起《不即不離》,儘管這部片在馬來西亞無法公開放映,但有些長輩看到新聞,知道有個孫子拍片講自己的祖父,漸漸地,也開始敢跟孩子訴說往事,說自己支持過馬共、當過馬共。

「它不需要是政治正確,或歷史正確的電影,是可以啟發人說他的故事,《還有一些樹》也是、《菠蘿蜜》也是,但是你的片必須營造那個東西,你要給他一個感覺,你的故事是可以說的。」

早上出門受訪前,廖克發仍在家跟下一部劇本奮鬥。距離第一次用影像說故事,已經過了好多年,如今他依然在思考,要怎麼說,才能讓人也想跟著說。(推薦閱讀:專訪《陽光普照》導演鍾孟宏:生命說不清楚的餘韻後,你想到什麼?

對廖克發來說,電影不見得要正確,但要能啟發觀眾說自己的故事。(陳品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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