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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報導，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21日排審由朝野立委所提出的「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12案，法務部次長蔡碧仲列席報告。他在立法院答詢時，呼籲司法官不要濫用自由心證。
又指出，他說，判決被人家稱為「恐龍判決」，那不是自由心證，司法官認事用法就是要符合經驗和論理法則，不是自己爽，想判多久就判多久，判出來民眾譁然，這就是不符合國民感情。
針對此項話題，一名法官在報上發表看法指出，「至於檢察官起訴卻被法官判無罪，他以自身經驗認為，最常遇到的就是『先射箭再畫靶』 、『證據蒐集不全』，落實檢察一體應可降低此類問題。」
前述法官評論檢察官，引人好奇與不解。檢察官濫權起訴案例不少，刑法第125條規定「濫權追訴處罰罪」之發生案例極為少見。而法官如有枉法裁判，在刑法第124條也有處罰的規定，不過這些規定從1935年即存在，好像是「擺花瓶式」，根本沒有發揮其功能。
我們了解，在日本如有檢察官起訴，法官判決無罪，對被告受害人，檢察官需要負擔相當的法律責任。日本1948年改採「有償主義」及刑事當事人主義。而我國迄今仍停滯於1935年的「無償主義」，兩者有明顯不同。
1996年宗教掃黑時，被稱為「司法藍波」的侯寬仁檢察官濫權起訴，傷害人權，以及2021年3月間發生翁茂鍾的「百官行述」違法事件。檢察官及法官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讓人民更不相信司法。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由職權調查主義變成「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而不是西方社會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容易引起檢察官與法官之權責不清，以至於「司法正義」及「伸張人權」難以實踐，檢察官與法官很少自我檢討改進，最後怪罪「司法改革」沒有成效，增添民怨，這樣有公道嗎？
作者：陳逸南（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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