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理斯專欄｜寫在臺大生自殺案後，透過遺書，心理學家看見了什麼？

當一個人決意離去，若果有話要說，他會跟世界和親友說些什麼道別的話？

自殺，對凝望它的人而言，是個謎題。昨天還笑臉迎人的他／她，今天就突然自殺了，獨留下其他人去追憶：「怎麼會這樣？！」、「難怪他／她上次說的話有點奇怪⋯⋯」、「我那時候應該要覺察到他為什麼把東西送給我⋯⋯」、「我以為她只是心情不好隨口說說，沒想到⋯⋯」

如果有什麼遺書，也許我們還可以知道他們自殺的原因。但往往在遺書中只有簡短或無關重要的訊息，甚至連遺書也沒有。這時候，我們在謎題中瞥見生命的「難言之痛」。

有一些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師會搜集自殺者的遺書做研究，好了解他們走上絕路的原因。

17、18 世紀西方世界，如受到政治迫害或無辜入獄者那些在死刑前一天所寫的遺書或訣別書，內容主要是跟親友傳達「勿忘我！要跟小孩說他們有我這個父母」一事，以及針對指控的抗議、債務的處理、生命的寬恕與反省。由於這是他們有充分時間而留於世上的最後話語，所以篇幅一般較長。

然而，自殺者的遺書或遺言則往往是在行動前一刻，才突然想到或匆忙寫下的。他們可能在混亂的思緒中，隨便拾起手邊能書寫的紙張、筆記本的一角，或今天的手機訊息和網路平臺貼文。簡短幾句字，把最後一刻能說的，說出來而已。

研究者又發現不論男女老幼，自殺者留下遺書的比例都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人會留下隻字片語。而當中又只有少數是有收信人名字的（如父母、朋友），大多數的字條都沒有寫明收信人。因此，許多認識他們的人，在他／她逝去後卻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收到。

圖片｜Photo by Kelly Sikkema on Unsplash

根據教育局統計，在 2015 年到 2019 年間，北市一共發生 805 件學生自殺或自傷案件，即每 2 天就有一位學生意圖自殺或自傷。單就 2019 年就有 274 件 [1]。

整合 11 月中上旬的幾則大學生自殺新聞資料 [2][3]，可看到遺書比例剛好只有四分之一：

而回到 2020 年 9 月中旬，台南也發生兩起學生自殺事件 [4][5]：成功大學化工系三年級男同學生在系館上吊，另一名女高中畢業重考生在租屋處跳樓。當中，只有成大的林姓男同學在包包裡留有遺書，但遺書內容簡短，寫著「不要再找我」。

對沒有收到任何最後訊息或只收到簡言片語的親友來說，都是十分沮喪的。心理學家認為，即使自殺者有話想說，但在自殺衝動下那種混亂、窄化的心智狀態中，他們只想趕快結束這一切。要是還得耐心寫遺書、想起家人朋友而猶豫不決或分神，那就無法輕生了。

自殺者的遺書缺乏「勿忘我」、安慰親友或其他對生命回顧的訊息，其實出自十分複雜與矛盾的心情。就像記憶心理學家 Draaisma 指出 [6]：

如果你明明可以留下來卻偏偏要離去，你怎能要求不被忘記？你明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將在所愛之人的記憶裡留下傷痛，你該怎麼寫下希望自己如何被記得？當你本身就是製造悲傷的原因，你要如何安慰人不要悲傷？

從那些「睡不好、心情壞、交代家人處理個人物品及筆電」或「不要再找我」的遺書裡，我們不只能感到對「勿忘我」這人性呼性的相斥，亦能體會到一種難言之痛，一個社會大眾或其家人，也許都永遠不會知道、只能猜想的謎題與黑洞。

就像是一位個案，他曾因為好朋友的自殺而求助諮商，他告訴我：「雖然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因為什麼而自殺，但是我大概能體會得到那種痛，因為從他身上我發現到，如果我今天不去求助，下一個自殺的可能就是我⋯⋯每個人都有他成長而旁人難以體會的痛。」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強調 [7]，校園自殺常與憂鬱症有關，即學生在新環境中缺乏人我間的愛與連結，又往往受到社會、家庭與自我的某種持續性壓力──至少可分為「現實中尚存」及「過去但已被內化的超我」兩種，前者比較意識層次，後者相對屬於潛意識層次。

但我們真的就此理解自殺者的死因或行動當下的衝動原因嗎？

當然不！即使是心理師，但站在旁觀者的我們，也只能借用理論、研究、知識術語來幫助彼此去瞥見那種難言之痛的可能原因而已。

就像前文提及的記憶心理學家 Draaisma 還說到：

因為自殺者明白，那些無法口說表達的事，也不可能在信中傳達給他所愛的人。沒有被寫下來的自殺留言，正說明了有些事無法真心誠實地寫下。

如果我們能看到那些真心誠實寫下的話，會不會就是對自身心理困局的殘酷揭示了？而當中有許多文明不願看見的愛與恨、不安與恐懼，許多親朋好友會嚇一跳的真相──這些都應得被看見與安頓。

但願所有心靈受苦中的人，都謹記事情總會有面對的方法。找人聊聊，主動求助，讓世界在愛之中，勿忘你。

也願有人在你決定輕生之前，能細心聽見你的心聲，不論那些是跟家庭、朋友、工作、學業、情人或自己有關的痛，都有人為你傾聽而轉化出生機與希望。

人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