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分而治之，共同爭取自由和平等：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4周年
去年白紙運動之後，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中國學生成立了自治組織，開始參與組織今年六四34周年的紀念活動。在過去二十多年以來，這是很少發生的現象，其原因與過去三年多中共以新冠疫情為藉口的專制擴張有關。中共這類政策已經導致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不少國家包括中國經濟停滯，物價快速上漲，而工資不漲甚至下降，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人的生存更加困難。
今年以來，中國幾個城市爆發了白髮退休者抗議削減醫保，各地勞工抗議持續不斷，示威數量是數年來同期中最多的。這些抗議是否會演變成為如1989年許多階層和族群共同參與、有明確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持續運動？
1. 分而治之：製造被壓迫階級內部分歧、以區域、行業、零工經濟使勞工階層碎片化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討論中共建政後分而治之的統治術，這種統治方式是以階級劃分形成了被壓迫階級的社會分層，以城鄉劃分形成城鄉對峙，以區域民族劃分造成更多的社會分層，以性別、身份特徵的行業准入限制和歧視，產生同工不同酬和無報酬勞動，這類分割主旨是維護專制、漢族沙文主義、父權的極權帝國，分化被壓迫階級，使被壓迫階級勞動者化為散沙。中共洗腦的「中華民族」灌輸進一步強化了大漢族的身份政治，將「少數民族」標識為他者，對這些民族實施持續強制漢化。
中共將它的鎮壓機器軍隊和員警列入了「無產階級」系列，它的官僚系統幹部被劃為工人成分，這類劃分強化了「工人作為統治/領導階級」的虛假宣傳。中共初期對工人劃分主要限於城市戶口的產業工人，以麻痹和阻礙這部分工人形成被壓迫的階級和反抗意識，也為這個階層理解更弱勢階層處境製造了障礙。
中共標榜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以「先鋒隊」領導階層名義侵佔生產資料，榨取所有勞工階層的勞動果實，濫用、揮霍這些成果。而農民中的貧下中農儘管被中共標定為僅次於工人的第二等級 「人民」，但是戶籍制使他們成為龐大、缺乏社會保障的廉價底層勞動力。而被中共劃分的剝削階級和歷次鎮壓異議被勞改、勞教的人士，也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廉價勞動力。
中共另一個重要劃分是將知識人如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教師、作家、藝術家和其他出賣腦力勞動者從勞工階層中分離出來，將這些勞動者標定為知識份子。為了防止知識人成為勞動階層中揭露中共政權本質、提供革命理論和戰略的有機知識份子，從建政後，中共一直重點將知識份子作為改造對象，在文革期間，知識人被貶為「臭老九」，屬於最低社會等級之中的第九個階層。
1978年以後，中共為實現現代化開始提升知識份子的地位，收買知識人為政權服務，這種策略在六四之後尤為明顯。從本世紀以來，中共也允許資本家入黨，這些資本家本身就是依靠與太子黨和官二代的裙帶關係，參與剝削勞工，協助建構維穩體系，而成為億萬富翁。中共的這類措施也是為強化與國際資本和相關領域的勾兌，成為擴張國際密友資本主義網路的一部分。
2010年後，中共開始將許多經濟部門轉化為零工經濟的運營方式，使勞工階層進一步分化和碎片化。由於已有大量失業和隱蔽失業人口，中共可以更有效地使用零時合同或無標準就業合同、匱乏社會保障的工作，通過對勞工（主要是農民工和城鎮底層勞工）的反復招募，創造了數億殆危無產階級（precariat）。中共不僅對這類勞工的多重控制並靈活榨取，而且使這些勞工更難組織有持續性、連接不同議題的網路反抗。
2. 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
中共面對各種抗議，主要是通過快速鎮壓並過濾相關資訊，在無法過濾全部抗議資訊時，抹黑民間獨立網路和抗議活動。中共也借助分而治之的社會分化機制，以單位體制、居委會、村委會和居住社區作為維穩的網格。借助相互監督和檢舉，挑動「群眾鬥群眾」。
中共在1989年民主運動爆發後，挑動學生反對知識界異議人士，未果，然後一直試圖挑動工人、農民與學生對立，但也不成功。5月31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郊區順義縣、大興縣和懷柔縣舉行支持戒嚴的集會遊行。由於1989年運動論述對中共這類壓制策略有清晰的分析，因此，中共當時的分化策略沒有發揮作用。回顧1989年運動中學生和工人的傳單，對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仍有啟發。
1989年運動討論民主含義對共同抗爭提供了借鑒，民主不限於政治民主，也包括經濟和社會民主，不僅是直接選舉和普選權，而且每個勞工在工作場所直接參與控制生產資料，決定人性化的生產方式，保證產品不損害公共利益，防止資本再生產的剝削和壓迫，參與決定勞動成果的公平分配。這些論述為被壓迫和被剝削者打破分而治之的共同抗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