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一個穿 Converse All Star 球鞋的人生 是個簡單的人生
Newtalk新聞
我這輩子，穿皮鞋的日子屈指可數。不對，或許應該說，我這輩子，成年之後，穿皮鞋的日子，屈指可數。
布鞋腳氣擋不住自以為是的帥氣
上大學之前，還是得穿皮鞋的，尤其高中時，上學前還常常得擦鞋油，我有幾個同學，大盤帽硬是摺成船型，皮鞋擦得 ㄅㄜ 亮（我唸的是士林高中，男女合校，對正在發情期的高中生而言，正常運作而已）。
上了大學，服裝解禁，經常穿的鞋子，就是涼鞋與球鞋，尤其是一款叫「中國強」的帆布球鞋，雖說台灣氣候濕熱，穿帆布鞋容易有腳氣，可是腳氣，永遠擋不住自以為是的帥氣。
當完兵，去了美國，「中國強」也穿過洋，然後，尷尬了。
Converse All Star 商標 竟然犯了國民黨大忌？
初抵美國，逛 Shopping Mall，運動鞋店看到一款鞋子，挺像「中國強」（1960年代台灣製造的帆布鞋），只不過多了個星星的商標。問友人，才知道那是美國有名的球鞋 Converse All Star，原本還擔心中國強穿壞了怎麼辦，這下子可好，升級版早就在美國等我。
當然，幾年之後才知道，原來 Converse 不是「中國強的美國升級版」，實情是，中國強根本就是「Converse 的台灣海盜版」。
當年，台灣年輕人開始穿中國強的年代，正好也是美國商品大量找台灣廠商代工的時代，帆布鞋自不例外。有了代工的經驗，聰明的代工廠商依樣畫葫蘆，做出了平價版的台版 Converse。
好笑的是，因為 Converse All Star 的星星商標，犯了國民黨的大忌，在那個中國五星旗一律被改名為污星旗的年代，你足蹬一雙紅星商標球鞋趴趴走，我看你是存心往綠島的方向逕直走去。
Converse All Star 法蘭絨格子襯衫=搖滾同路人
很快，我就穿上了 Converse All Star，然後發現，認識的同學裡只要有嬉皮感覺的，很多都穿這款球鞋，如果再加上法蘭絨格子襯衫，那就幾乎可以確定，對方是可以聊搖滾的同國人。
有一天，一位較熟的同學跟我說，既然我那麼喜歡 Converse 球鞋，那他帶我去學校西邊的一個小鎮 Westport 逛逛，於是我們驅車往 Westport 開。那是康州最富有的小鎮之一，我曾經在那邊的中國餐廳打過工，所以對該鎮還算熟。
同學開著車在臨近大西洋海邊的住宅區鑽進鑽出，然後開到了某個湖邊的公路，路旁停下車，他對我說，「有沒有看到隔水的那棟漂亮房子？」「看到了，怎麼了？」「那棟豪華別墅的主人，就是 Converse 球鞋的老闆」，我喔了一聲，然後，根據同學的說法，我的人生更加圓滿，因為我連最喜歡穿的球鞋，它的老闆住哪裡都知道了。
不是嗎？要說追星，我追得算早。
我認定 Converse 百搭、搖滾樂與嬉皮生活
養成穿球鞋的習慣，主要還是兩件事：搖滾樂，以及嬉皮概念裡的簡樸生活。其實我認定的搖滾與嬉皮，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概念，當然，此處講的搖滾，主要還是民謠搖滾，搖滾的世界太大，有些搖滾類型，其奢華、做作的程度不禁讓人懷疑，有必要這樣玩搖滾嗎？
其實，人到了一定年紀，穿著早就定型，可是因為不同的價值觀，有人就是需要藉著外表的加持，來肯定自己的人設，滿足自己的慾望；當然，更多的人則完全沒有這種需要，因為清楚，正常的人設其實與外表的光鮮亮麗無關。
我的嬉皮觀，養成於大學時代，顯示在外表的，當然就是長髮，可是講到嬉皮這個大概念，如果只及於頭髮長短，未免過於膚淺，嬉皮應該是一種人生態度，它黏著的，應該是價值，在價值的指引下，大家執行的方式也許有異，可是最終還是殊途同歸。
我的嬉皮生活，長久以來就是簡單兩字，飲食簡單、相處簡單、目的簡單、成就簡單、生活簡單，多年以來，除了文化生活如創作，比較無法簡單待之，還有就是後來參與民主政治，對於民主應該要有的產出，比較無法簡單待之以外，嬉皮的我，慾望著實不高。
於是再繞回 Converse 球鞋，除了認定它百搭之外，另一個一直穿它的原因就是，球鞋再貴，也比皮鞋便宜，尤其，穿 Converse，根本就沒有破損不破損的問題。近些年，牛仔褲刻意以千瘡百孔面貌出廠，是為流行，不過這個觀念瞎打誤撞，也造福了我這種不但牛仔褲穿出大小破損捨不得丟，其實就算球鞋，基本上都可以穿磨出洞的「中產嬉皮」。
對衣著並不強求的工作環境
一個人一生的衣著習慣，跟他（她）的生活與工作密不可分，我常覺自己是個幸運的人，因為我工作的環境，對衣著並不強求。
上個世紀八、九零年代，在美國生活了十三年，先是畢業後，在紐約當了一年無業遊民，每天拍照、看電影，然後 1983 年秋，加入余紀忠先生位於紐約的中時報系。
美國生活十多年，學生時期沒人管我衣著，開始工作之後穿著也很隨意，記得唯一一次被人指正服裝之事，是在進入美洲中國時報之後不久，有一天，大雪，於是在小腿處套了保暖用的 legwarmer，這在美國，是極其平常的穿著。
不料進了辦公室，當時的編譯主任，綽號肇公的黃某，竟然對我的穿著有意見，他的意思是，男人在小腿肚套上暖腿套，是不是太 sissy 了一點，當然，他沒有這麼明講，他只是用質疑的口氣問我，「這不是芭蕾舞者才會有的穿著嗎？」
我當時聽了挺驚訝的，因為任何熟悉紐約市文化風景的人，是不會有這種問題的，不過我並不介意他這麼問，因為在 1980 年，我的高中死黨、一輩子的朋友 Nicky，在美東跟我出櫃之後，從此，致力於同志平權運動，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個重心，所以類似像黃某的此類性別歧視，徒然給了我一個為什麼要反歧視的動力罷了。
中國時報真的是一個非常「自由派」的報紙，尤其在美國，天高皇帝遠，我除了八零年代初，曾經在報社見過余先生，當年又是菜鳥，所以穿著比較規矩，八零年代後半期，編輯部從總編輯開始，都是學富五車的新聞從業人員，大家平常聊的都是新聞專業，哪有人去管上班衣著，所以，上白領的班穿藍領甚或沒領的服裝，就是日常。
Converse 背後的文化認同
九零年代初遷回台灣，至中國時報台北總社上班，歷經十多年的人生探索，我從七零年代末「中國強」的台灣出發，於世界轉了半圈之後，終於回家。
九零年代，「Converse All Star」已在台灣流行，此鞋與七零年代的「中國強」相比，固然證明了翻版、盜版習性已然逐漸遠去，但是，因為各種代工業的逐漸移轉至中國，於是，在一雙雙從美國穿回台灣的原版 Converse 球鞋磨破、穿底之後，我開始穿起在中國代工生產的 Converse ，不過老實講，肉眼可見的那種美國貨的質感漸漸消失，中國代工版的面貌逐漸顯現。
我其實無所謂，雖然 Converse 很快磨損，或部分鞋面的完成度粗糙，可它還是 Converse，其實，經歷八零年代我親自感受到的 Converse All Star 的市場變化，我穿習慣的，不過就是一雙黑白相間的帆布球鞋罷了。
只是這雙球鞋，穿在腳下，不論原版或中國代工版，都有著寓意深遠的文化認同，它認同的是生活品味，認同的是放浪不羈，認同的是自然簡約，認同的是無欲則剛。
穿 Converse 球鞋上台領獎
這裡所謂「Converse All Star 的變化」，指的則是打球穿的 Converse 球鞋，在八零年代早已轉成休閒穿的 Converse 了，其顏色的五彩繽紛、設計的出奇制勝、功能的多方兼具，讓此鞋也成了跨階級、行業、年齡都能輕易找得到擁躉的一款鞋種。
1993 年的金馬獎，我有幸得獎，與李安上台領「最佳原著劇本獎」時，穿的就是一雙 Converse 球鞋，很舊，可是很乾淨，後來有朋友說，「光遠，媒體特別報了你領獎的新聞」。
我以為他講的是我在致詞時，感謝的對象，是台灣的政治異議分子，因為這些前輩曾經的努力與付出，才讓《喜宴》這種題材的電影，有生存、發展、成功的空間，而當時坐在第一排的來賓，有總統阿輝伯。
不料朋友說，不是啦，他看到的新聞是，「馮光遠穿著一雙球鞋上台領獎」。
一次達到兩個人生成就，一個充滿虛榮、一個舒適自在。
關於【馮光遠（儘量）回憶錄】
「馮哥（我們都這麼叫馮光遠），你有講不完的故事，寫個回憶錄吧？！」
他半開玩笑又不失真實地說道：「寫回憶錄的人，多少有些自戀耶」
看來他拒絕。
「回憶應該是紀實，寫得開心，不小心就虛構起來了。」他繼續說道。
「沒關係，寫多少是多少，太…真實，大家壓力也大。」我們小心地應著。
「好，那我就儘量囉！」馮哥啜飲著泥煤威士忌，邊回答。
《馮光遠（儘量）回憶錄》企劃於焉形成。
這是兩年前的事。
不過，認識馮哥都知道，他已經很「儘量」了。
作者：馮光遠，曾任記者、作家、編劇、攝影、劇場工作者及政治人物，《中國時報》主筆、副總編輯。馮也是《給我報報》、憲政公民團創辦人，也曾受聘金石堂書店擔任行銷創意總監，主持電視評論節目及發表幽默與政治諷刺文章。作品《囍宴》獲金馬獎最佳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