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目前在臺灣創業經營數位行銷公司 applemint 的代表佐藤（Leo Sato）。
最近，日本各大媒體頻繁報導富士電視台的新聞，YouTuber 只要談論到相關話題，影片觀看次數就能輕鬆突破一萬，讓話題討論熱度持續延燒。
雖然我對娛樂圈的動態並非特別關心，但這起事件正是日系企業因過度保守、缺乏變革意識，最終錯失商機、陷入困境的經典案例。這不僅是富士電視台的困境，更是許多日本企業及政府常犯下的錯誤，值得我們深思並借鏡。
事件的起因：從個人醜聞到企業風暴
這起風波起於去 2024 年 12 月，日本某週刊揭露知名藝人與富士電視台前員工的醜聞。
儘管該藝人最終宣布退出演藝圈，事件卻未因此而落幕，反倒讓輿論的矛頭轉向了富士電視台。
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富士電視台早在 2023 年夏天，就已知該藝人與前員工間的問題，卻仍讓這位藝人繼續參與節目。這樣的處理方式自然引發了公眾的不滿，認為電視台應對消極且態度不當。
隨著社會輿論壓力升高，富士電視台不得不召開長達 10 小時的記者會，這在日本媒體界幾乎是史無前例的事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富士電視台母公司「富士媒體控股」的股價，僅有在醜聞曝光後短暫下跌，但很快就回升，甚至在我撰寫這篇文章時，股價仍在上漲中。
富士電視台長達 10 小時的記者會。圖／截自 Nippon TV News 24 Japan-English&@YouTube
作為一名創業者，我真心認為，這起事件不僅揭露了富士電視台的問題，更反映出日系企業普遍存在的保守文化。本次爭議也不禁讓我回想起 20 年前的「日本放送」收購案──當時，同樣身處話題核心的「富士電視台」，也曾掀起日本電視產業變革，甚至引發社會關注。
20 年前錯失的關鍵時機
2005 年，市場上迅速崛起的網路服務供應商 Livedoor，大舉收購富士電視台主要股東「日本放送」的股份，企圖間接掌控富士電視台的經營權。
Livedoor 原本計畫直接收購電視台，以發展自身的網路影音串流服務，不料卻遭日本電視產業的強烈反對。隨後，Livedoor 發現當時富士電視台背後最大股東並非某個大型財團，而是規模遠小於富士電視台的日本放送電台，因而鎖定了其內部異常的股權結構，發動了對日本放送的收購行動。
這種母公司規模遠小於子公司的奇特架構，使 Livedoor 得以順利透過收購日本放送的大量股份，間接掌控富士電視台。最終，雙方經長時間的討論達成和解，並決定進行商業合作。然而，原本計畫合作推出的網路影音串流事業，最終卻因協商破局而取消，讓富士電視台因此錯失進軍網路市場的黃金機會。
就在這場日本企業併購風波過去的 2 年後，當時毫無內容製作能力的 Netflix，正式在 2007 年推出了串流影音服務。隨著當時網速的提升與 DVD 市場逐漸衰退，Netflix 在全世界迅速崛起。根據數據公司《Statista》的統計，截至 2024 年第四季，Netflix 的全球會員數已達 3 億人。
若將眼光轉向日本市場，根據報導，Netflix 日本訂閱用戶數早在 2023 年 12 月就突破了 1,000 萬人，反觀富士電視台推出的視訊串流服務 FOD，根據《電波新聞社》報導，則是一直到去年 12 月，會員數才終於突破 150 萬人。
本應擁有強大內容製作能力與業界資源的富士電視台，卻因為錯失發展網路串流的機會，導致電視收視率逐年下降，並在廣告商撤離、醜聞頻傳的情況下，最終在網路市場也敗給了 Netflix。
儘管目前在臺灣，韓劇的熱度遠超過日劇，但早在 20 年前，臺灣市場其實是以日劇為主流。這讓我不禁想著，如果當年 Livedoor 有成功推動日本影音內容的全球網路串流，或許今天我們迎來的，將是日劇的「黃金時代」。
日系企業的內向文化
去年，我協助一位來自德島縣的朋友，在台北舉辦一場「德島展」，希望提升臺灣對德島的認識。儘管活動預算有限，且場地僅為大安森林公園附近的小型展場，但仍吸引了超過 150 名臺灣人參與。
然而，回顧籌備活動的過程，這位朋友回到德島當地，試著向企業尋求合作，卻頻頻被問： 「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
事實上，參展企業唯一須負擔的只有運送商品的費用，其餘開銷全由我們負擔，風險幾乎為零。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企業遲遲猶豫不決，甚至覺得「這件事沒有意義」，讓主辦方感到相當無力。
這種對海外市場的遲疑與保守，正反映出日本企業過度依賴國內市場，缺乏危機意識，進而錯失擴展國際商機的機會。
地方政府的問題更嚴重
類似情況，也同樣發生在日本的地方政府。
部分地方政府團隊雖然會以「推動國際觀光」為名義編列預算，但實際上，這些資金往往未有效用於觀光推廣，而是流向特定的仲介公司，成為他們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
例如，部分地方政府為了吸引臺灣觀光客，會邀請「網紅」進行宣傳。然而，這些邀請合作的「網紅」，卻可能因知名度不高或不符合目標群體，使得「宣傳」效果未達預期。甚至在我的觀察下，這列活動的宣傳預算之高，理論上應能邀請到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網紅進行合作，但實際狀況往往是，因部分預算被用於支付中介公司的抽成費用，而非直接用於有效的觀光推廣，造成了預算金額與實際成效間的落差。
對這種仲介公司與地方政府官員而言，推動地方國際觀光並非首要目標，保障自身利益才是關鍵。此類形式化的預算消耗，已成為日本政府機制中無可避免的問題。
倘若企業與政府只關注如何守住既得利益，而不願接受挑戰與變革，最終將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而這次的富士電視台風波，正是最好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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