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40年一頁滄桑史 再論最低工資：生活工資的新路徑
作者撰寫的上一次評論，同樣談最低工資的短文：最低工資：造成失業的迴力鏢？（2023年12月26日），以我國甫通過未久的最低工資法為引子，討論一個經濟學界經常斬釘截鐵、彷彿意識形態般的回答「最低工資是否會造成失業？」兩極化的答案。
在這個始終沒有共識的爭論中，我們真的必須說：在勞動市場相對強勁期間，實施最低工資或大幅提高其額度，確實看不到失業人數上揚，但在懼怕失業、顯然是勞動力買方市場的期間，最低工資不免淪為禁忌，少有人敢正面挑釁，一旦失業率激增，最低工資絕對變成眾矢之的，南韓大統領文於2018第一年任期內就提高最低工資18%，社會哀鴻遍野，就是顯例，然而，科學上，至少被德國佛萊堡經濟學派宗師Alexander Rüstow戲稱、經常淪為經濟神學的這門學問，似乎始終難以印證：究竟最低工資與失業的連動性為何。
因工資高低而決定是否工作？
「市場是完美的挑選機制」嗎？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實在無法用來詮釋勞動市場的真實運行。Jan Priewe、Elmar Altvater均強調，觀察不同市場間的相互制約與影響之層級結構，勞動市場相當程度的仰賴其他市場，特別是商品及金融市場，無法靠自己內部的市場機制來運作。
換言之，商品與金融市場的任何波動，勞動市場均立即出現牽連效果，不論是失業裁員或創造就業。反之，獨立於商品或金融市場運行以外，單憑勞動市場中的工資率機制來作「完美調整」，所以不能由國家透過最低工資來調控，無異天方夜譚。為何個體經濟的層次上，個人的行為與決定是「理性的」，就必然會導致總體經濟上，所有社會資源的相同均勢，主流經濟學的討論始終流於假設，停留在單純的理論建構，不少經濟學者自己也反省。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勞動市場理論，經常被批評道，偏離社會現實，過於抽象而化約，將勞動市場上的一切變動與行動者之決定行為，一律理解為工資率的操作結果，進而忽略許多公認存在的影響變數，例如勞動品質與工作位置品質的差異，勞動契約的不充分性，雇主的單方決定給付內容之權利等，這些變數本可能使得市場機制在此失去其作用。
更嚴重的是，它立基於一套Eberhard Dorndorf所批評的「壓迫性思考方式」：勞動者因為目前的工資率低於勞動痛苦與休閒之替代率的邊際價值，決定不提供勞動力，自願失業，幾乎無須辯論的，社會現實顯非如此。真實狀態是：為維持自己及家庭成員的生計，乃至於個人尊嚴、認同、社會與文化生活，勞動者必須不停地找尋勞動力的需求者，不會計算什麼工資率的交互關係，進而決定是否提出供給要約。
受害者受益？最低工資的側寫
分析顯示，通常工資較低、基本上就是領取最低工資者，他們的家庭淨收入也同樣較低。兩個常見的解釋：領取最低工資者，往往是家庭唯一的收入來源與支柱，如果不是，則其家人（如配偶）通常也會是低薪者，如此處境之家庭幾無存款，如果有，也明顯偏低。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DIW Berlin 2020）調查顯示，當年引進法定最低工資，對於「一人、單親家庭家務可支配所得」，有顯著的正面效益，相對的，非此類家庭則不明顯。
連帶的，這些成員所領取的國家給付，特別是用來支撐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的，如社會救助、兒童津貼、住房津貼等，則有減少，但並不顯著。這份研究也說，提高最低工資，在低收入家庭中，將有明顯較高的比例，用來滿足如食物、居住、能源等基本生活需求。從德國數字看來，2014-2016，主要影響之家庭的淨家庭所得有4.3%的成長，但在2017-2018則相對不顯著。提高最低工資，是否可能讓家庭節省支出、如流向儲蓄？雖然多數研究否定這個推論，但在德西地區（過去的西德），卻有6.3%的家庭得出正面的結果。
最低工資不夠？生活工資才好？
單以德國為例，就可輕易看出：最低工資受益對象，無非低薪者，而且不是可能帶有其他非低薪家人之家庭成員，不是「非低薪家庭、只是不巧其中一人低薪」，而是清楚烙印下的「低薪家庭」中、不同勞動者之共通命運。低薪，僅領取最低工資者，往往就是弱勢家庭的特徵。
在許多國家，最低工資數額不高，甚至在最低生存所需以下，是以，從1990年代以來，有越來越多「生活工資」（Living wages）的主張，以取代最低工資。生活工資的核心理念在於：所有勞工都有請求最低工資的權利，不僅在確保物理的最低生存所需之上，還能真正促使勞工能參與社會與文化生活。英美國家所盛行討論的生活工資，不僅有社會意涵上的規範性意義，也有經濟學上的考量。
生活工資的出發點在於：工資與所得差距日益擴大，低工資部門膨脹、人數越來越多，工作貧窮者快速增加，這些問題，單憑最低工資的政策工具，實在難以為繼。1994年，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特摩爾市，率先制度「生活工資命令」：所有參與政府採購、接受政府補貼之企業，必須支付所屬勞工「當地政府訂定之生活工資」，數額為法定最低工資的170%以上的薪資。這個生活工資模式，迅速地在美國各地蔓延，至2012年，美國有超過140個城鎮與大學，都有類似的命令制定。
2012年之後，接力的，是所謂「爭取15元」（Fight for Fifteen）的行動：由於美國的聯邦法定工資實在太低，行動者主張加倍，從7.5美元時薪增加到15美元，這個訴求得到極大的迴響，也促使許多州或市議會明定「最低工資應逐年調升至15美元時薪」，例如2016年的加州、紐約州，其他7大城市，後來的發展，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華盛頓特區，在很快的時間就達到時薪15美元，使超過一百萬長期時薪低於15美元的勞工，直接獲益。
「爭取15美元」行動，對全美的工資政策，造成深遠的影響，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資，就算沒有直接調到這個數額，至少備感壓力，不斷地提高，各地公部門所締結的團體協約，幾乎都以此金額的時薪作為地板，也引起許多企業的自願響應，將所屬低層勞工直接拉到此時薪以上。
歐洲的生活工資運動，始自英國（如果英國還算歐洲的話）。2000年，英國開始有法定最低工資，不過數額不高，在許多大城市中，甚至低到社會救助水準。首都倫敦開了第一槍：2005年，倫敦市政府宣佈官方的生活工資率（London Living Wage Rate），接下來遍及全國各地。與美國發展路徑類似，一開始英國也是針對公部門、政府採購廠商，不同的是：英國的生活工資並無法律上的拘束力，而是比較仰賴「企業感受政治與公共的道德壓力」，促使企業自願實施。
到了2016年，英國生活工資基金會（Living Wage Foundation）宣布，已經有2900家企業，得到「生活工資雇主」的榮譽標章。同一年，英國正式實施全國性的生活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要到2020年止，提高至英國勞工平均工資的60%。
在許多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如澳洲、紐西蘭、加拿大、愛爾蘭，紛紛跟進這個生活工資運動，也促此不少歐陸國家思考，那種「不具穩定維持生存意義之最低工資」，到底還有何作用？就算不使用生活工資之名義，歐洲也出現「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普遍主張，在所謂「單一歐州最低工資政策」之呼聲下，歐洲工會聯盟提議，歐洲境內所有的法定最低工資，都應該有生活工資的性質與功能。
回到台灣的最低工資法
從1984年勞動基準法的基本工資以降，到了今年，台灣正好有40年最低工資的經驗：一頁工資夢，多少滄桑史。站在技術面的法律內容觀察，最低工資委員會組織、程序、權限，雇主遵守最低工資給付義務之控制與執行（如德國），管轄機關權限與雇主協力義務、通報義務、文件資料提供義務、與外國機關之合作（如涉及移工）、違法雇主排除參與政府採購、雇主違法之制裁（法國甚至歸為刑事犯罪），甚至「什麼可以算入或不可以算入最低工資？」的正負面表列（如荷蘭、英國），其他國家完備的規範體系，務實且嚴謹地處理最低工資的遵守與貫徹問題，有些令人氣餒與遺憾的，我們實在差得遠。
法制仿效與繼受，有時不是那麼困難，最難的，恐怕還是制度背後的真正思維，不論正面或負面。最低工資，乃至於嶄新路徑的生活工資，背後引伸的社會政策，牽動極其不穩的勞動市場，無疑才是關鍵所在，不僅需要更多的社會共識，也需要更多元而嚴謹的知識論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