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爾．蓋茲，譯／吳凱琳
大約13歲時，我開始和一群男生出去玩，我們會定期在西雅圖附近的山區長途健行。我們因為參加美國童子軍而認識。我們和自己所屬的童軍小隊去健行與露營很多次，但後來我們幾個很快自成一個小隊，進行我們自己的探險活動，我們把那些活動都當作是遠征探險。我們想要比童子軍活動更自由、更冒險的體驗。
通常我們是五個人一起旅行，成員包括麥可（Mike）、洛基（Rocky）、萊利（Reilly）、丹尼（Danny）和我。麥可是老大，他比我們年長幾歲，戶外活動經驗也比我們豐富很多。接下來三年左右的時間，我們一起健行了數百公里。我們經常會連續走七天，或是更長的時間，只靠地形圖的引導，穿越原始森林與岩石海岸，試圖計算潮汐時間，迅速繞過岬角。學校放假時，我們會外出一週左右的時間，在各種天氣下健行與露營。在太平洋西北地區，這代表我們整整一週都必須忍受濕透、令人發癢的軍裝羊毛褲，腳趾頭都泡得發皺。我們的冒險不算是技術性登山，沒有繩索、吊帶或是陡峭的岩壁。就只有漫長而艱苦的步行。我們一群十多歲的孩子深入山區，距離救援地點有好幾小時的車程，而且那時候手機還沒有問世。但除此之外，我們的旅行並不危險。
我們遠離父母或任何成年人的控制，自己決定要去哪裡、吃什麼、什麼時候睡覺、自行判斷要冒什麼樣的風險。在學校，我們都不是受歡迎的孩子。我是團隊中最瘦小、通常也最怕冷的人，而且我總是覺得自己比其他成員弱。不過，我喜歡這種體力上的挑戰，也很愛獨立自主的感覺。健行在我們住的地區愈來愈受歡迎，但是很少有青少年會獨自在森林裡健行八天。
在1970年代，大家面對教養的態度普遍比現在更寬鬆一點。小孩多半擁有更多自由空間。我進入青少年期沒多久，我的父母就已經接受我與多數同齡的孩子不一樣，他們清楚認知到，我在探索世界時必須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種理解得來不易，對我母親來說更是困難。但是父母給予我的空間對我未來人格的塑造，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回想起來，我們所有人在那些旅程中尋找的，或許不僅僅是同伴之間的革命情感與某種成就感。那個年紀的孩子總是想測試自己的極限、探索不同的身分認同，有時也渴望體驗格局更寬廣、更超越小我的經歷。我開始明確感受到內心有一股憧憬，想找出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自己未來會走向何方，但我知道必須是既有趣又有意義的事業。
那些年，我也花很多時間和另一群男孩玩在一起。肯特（Kent）、保羅（Paul）與瑞克（Ric）和我都在湖濱學校就讀，學校找到方法，讓學生可以透過電話線連上大型電腦。在當時，很少有青少年能夠透過任何形式使用電腦。我們四個人很快就愛上電腦，把所有空閒時間都用來寫愈來愈複雜的程式。
表面上，健行與寫程式是毫不相關的兩件事。但是兩種活動對我來說都是在冒險。我跟著兩群不同的朋友一起探索新世界，前往多數成年人無法抵達的地方。寫程式就像健行一樣很適合我，因為我可以自己定義成功的標準，而且寫程式沒有極限，不會受限於我能跑多快、球可以丟多遠。寫又長又複雜的程式需要的邏輯、專注力與毅力，對我來說都是很自然的事。和健行小隊不同的是，在寫程式的小團體，我是領導者。
腦海中的程式
1971年6月，我在湖濱學校快讀完高二時，麥可打電話告訴我新的探險之旅：去奧林匹克山區挑戰長達約80公里的健行。他選的目標叫「媒體探險路徑」（Press Expedition Trail），是以1890年由報社贊助的探險活動為名。他
指的是 團員都差點餓死、連衣服都爛掉的那次探險活動嗎？沒錯，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說。
我們總共花了六、七天的時間。第一天很輕鬆，晚上我們睡在被冰雪覆蓋的美麗草原上。接下來一、兩天，我們開始攀登低山脊，積雪愈來愈深。當我們抵達計畫過夜的地點時，庇護所已經完全被雪掩埋了。我暗自竊喜，心想我們一定會折返，回到剛才經過的另一個更適合過夜的庇護所。我們可以在那裡生火取暖，填飽肚子。
麥可說，我們來投票：折返或是繼續往終點前進。不論哪種選擇，都代表還要徒步走好幾小時。「丹，你認為呢？」麥可問道。丹尼是我們團體的非正式二把手，他的意見會影響最後的投票結果。
「我們已經快到了，或許我們應該繼續走，」丹尼說。大家舉手投票時，顯然我屬於少數的一方。我們繼續前進。走了幾分鐘後，我說：「丹尼，我對你很不滿耶。你原本可以阻止這一切的。」我是在跟他開玩笑，也不是在開玩笑。
我一直記得那天非常冷、我全身都很難受。我也還記得，接下來我做了什麼。我躲到自己的思緒中。
我的腦中開始浮現電腦程式。
大約在那個時候，有人借給湖濱學校一台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生產的PDP-8電腦。在那個年代，PDP-8或許是最接近十年後才會問世的個人電腦的產品，只不過它重達約36公斤，要價8,500美元。為了挑戰自己，我決定為這台電腦撰寫某個版本的BASIC程式語言。
出發健行前，我忙著寫程式，告訴電腦當某個人輸入類似3(2 + 5) x 8 − 3的方程式，或是設計一款需要複雜數學計算的遊戲時，應該遵循什麼順序執行任務。這在程式設計上稱為「公式求值器」（formula evaluator）。我邊走邊低頭看著眼前的地面，一直想著我的程式，不斷琢磨需要經過哪些步驟，才能執行這些操作。小是關鍵。當時電腦的儲存容量很小，所以程式必須非常精簡，盡可能使用最少的程式碼，以免占用太多儲存空間。接下來我開始在腦海中撰寫程式，並試著想像，電腦會如何執行我的指令。走路的節奏有助於我思考，就像我經常原地搖擺的習慣一樣。接下來一整天，我沉浸在自己腦中的程式設計難題。當我們下降到山谷底部時，積雪逐漸消融，眼前是一條地勢平緩的小徑，我們穿越古老的雲杉與冷杉森林，終於抵達河邊，我們紮營、吃我們帶的午餐肉，然後睡覺。
隔天一早，我們再度爬上低山脊，斜向吹來的狂風和雪雨拍打著我們的臉。我們經過的每一個庇護所都擠滿了等待風雪過去的健行者。我們只好繼續前進，原本已經感覺冗長的一天，現在更是看不到盡頭。我依舊默默地在腦中拆解程式碼。那天我們步行了約32公里，我幾乎沒有說話。後來我們終於找到有空位的庇護所可以讓我們停留。
就如那句名言：「我很想寫一封更簡短的信，但是我沒時間。」比起寫出冗長雜亂、長達好幾頁的程式碼，要在一頁空間寫完同樣的程式反而比較困難。鬆散的程式運作速度緩慢，而且會占用龐大的記憶空間。那次的健行，給了我時間寫出精簡的程式。在那漫長的一天，我又進一步簡化程式，就好比削木棍一樣，逐漸把頂端磨尖。我寫出的程式看起來既有效率，又簡單地令人滿意。那是我寫過最棒的程式。
最後一天，太陽終於露臉，我終於感受到每次健行結束之後的滿足感，所有的艱難都已經過去。我對於儲存在腦海中的程式，也覺得非常有成就感。三年半後，升上大二的我還不確定未來的人生道路。某一天，我在湖濱學校的好友保羅突然衝進我的宿舍房間，他告訴我，有一台劃時代的電腦上市了。我知道我們可以為這台電腦開發BASIC 程式，我們擁有領先優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回想在低山脊健行、超級悲慘的那一天，從記憶中找回當時寫下的程式，將程式輸入電腦。這顆種子後來發展成全球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並且開創出全新的產業。
※ 本文摘自《原始碼：成為比爾．蓋茲》，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