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蔣番外篇】黃文雄談刺蔣案之二
**黃文雄說，若要他談刺蔣案，他認為一次寫一篇文章、完整談一個議題或概念，會比自傳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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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甚麼時候才有更具體的刺殺的構想呢？
蔣家的「超穩定」黨國統治極有利於蔣介石由父傳子的皇朝接班計劃，從策略的觀點看，這是一個敵方自己會催熟的狀況，幾乎是個常數。剩下來的就是刺殺的時與地。
最好的時地當然是他來美國訪問時；他在國內的護衛太嚴密了。勝算這部份倒是
發現得多少有點偶然。康乃爾是長春藤盟校之一，常有所謂自由世界的獨裁者來訪。我自己就碰巧親眼見過兩次，護衛極為鬆弛。我向哈佛、耶魯的朋友查問，情形也一樣。慕哲的討論那晚我曾開玩笑說，這是個「致命的誘惑」。
這些條件都在1970年4月成熟。他雖然當時屈居行政院副院長，但那不過是按照劇本演出的戲碼而已，而美國政府對這次訪問的接待安排極為用心，頗有不明言而暗示接受蔣家皇朝接班的味道。我當然不能放過這個天賜良機。
4月24日那天，廣場飯店Hotel Plaza的警戒和蔣經國的護衛果然鬆弛到令人幾乎發笑。讓我說一下次日的紐約時報頭條引用警方說法的2點。第一，當蔣經國進入廣場飯店的旋轉門時，我舞動手槍（brandishing a pistol），閃過一個美國警探和蔣的待從軍官，手臂插（thrust）入旋轉門。這裡警方因為失了面子而想表功，顯然誇大了，我並沒有靠那麼近。但警方又說，我被幾個警官壓在地上時，離小蔣只有10英尺。事實是在兩者之間，可見警戒有多鬆弛。
在這裡我必須談到我妹妹，也就是鄭自才的前妻黃晴美。她幾乎可稱是「天生的」女性主義者。家父是公務員，收入有限，也很傳統。晴美新竹女中初中部畢業時，家父很「自然」的要她去考公費的新竹師範學校。她很不服氣，就自己偷偷去台北考當時的北二女（現在的中山女中），而且還是第1名考上，家父只好讓步，還是讓她直升新竹女中高中部。她到美國留學後，受到當時美國各種運動內部發芽成長的女權主義浪潮的影響，很自然的成為海外台灣人運動的一員，雖然不是台獨聯盟盟員。在刺蔣案裡也絕不只是「幫忙」而已。
我們兄妹早幾天就到事件現場的廣場飯店進行偵察，並商量如何進行最好。事件當天，為了小心，槍放在她的皮包裡，是在廣場飯店「亭仔腳」（走廊）另一端她才交給我的。她的鎮靜、細心和勇氣，一定要在這裡特別說明。尤其她不幸在前幾天（1月30日）去世了，更須一提。
四、您曾經提過，當年有人建議即使要暗殺蔣經國，可找槍手，您卻認為不該由槍手代為執行，能否談談您的完整想法呢，您認為親自刺殺與請槍手有什麼不同。
答：這次暗殺雖然使用武器，我還是把它定義為政治行動，所以，我盡量靠近小蔣，就是為了避免傷及無辜而傷害它的政治意義。當時確實有人說要雇槍手、黑道，或使用高級遠距狙擊步槍之類，但這些都是談論或幻想，當不得真。
這種事當然要由一個多少有代表性的一般台灣人來做，才能有效的向國際傳達台灣人民反對獨裁專政、追求民主獨立的理想和願望。從策略上講，也就是擴大它的國際宣傳效果。而且在美國發生，消息保證不會被封鎖，一定是國際注目的新聞。
五、當年陳榮成等人認為刺蔣過於莽撞，還不是時候。您怎麼看這樣的觀點？
答：留美時期和以後25年流亡期間，我認識了不少不同國家的革命份子和反叛人士，有些經驗比較的基礎。1970年1月才整合成立的台獨聯盟在組織、紀律和鍛練上，恐怕還不如今天國內的某些社運組織。4月就碰到刺蔣這種事，難免手忙脚亂：一方面想借助刺蔣的光彩以壯大組織，另一方面又怕被認定是恐怖組織或讓某些個人受到牽連；一方面必須靠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距離。對一個稚嫩又不能算基進的新組織，多少可以算是人情或文化之常，在其他國家也不是沒有發生過。
自才、晴美和我多少預期到這些，才會自組隊伍，只邀賴文雄參加，目的就在於保護組織，讓它有機會長大。
確實有些人－就叫他們老成人士吧－認為刺蔣一事太莽撞，但多半是私下說。只有陳榮成先生好像自我防衛性太強，還著書立說，就以他為例吧。
陳榮成先生在一本書裡曾經說：「我一直認為，要去掉白色恐怖劊子手蔣經國，應該在他執行白色恐怖的地點被處置。我堅信這信念，40幾年來，仍未改變。」
我只有2點評論：
第一，他是說，等國民黨政府被推翻後再說囉。其間蔣經國都有陳先生頒給的保命符嗎？虧他還是負責（台獨聯盟）島內工作的，還買了2支手槍。那些槍或用以訓練出來的槍手只打沒有保命符的「爪牙」嗎？多有紳士風度！
第二，可是他又說「去掉」蔣經國的「處置」應該是在小蔣執行白色恐怖的「地點」，請注意是「地點」。那麼他「40幾年來堅信」的新台灣就像當時的台灣和中共一樣，是可以公開行刑如KMT或甚至遊行示眾如CCP的囉。他這個新台灣將是甚麼樣的新台灣呢？
真是「一種米可以養萬種人」！
六、您曾在受訪時提到，逃亡25年期間由於認識不少各國友人，因此始終有人照應，沒有吃太多苦。然而您似乎不曾細談當年的逃亡過程，是否有什麼苦衷或者需要保護那些朋友呢？若您願意，能與我們聊聊那25年的漫長逃亡生涯中，曾經發生過哪些重要的事嗎，那些事是否對您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答：棄保離開美國到偷渡回台的25年，中文習慣稱為「逃亡」，就像英文常寫成go underground（走入地下）。事實上，除了有些事必須小心，我過的是很正常的地上生活，並不像好萊塢電影描寫的東躲西藏。例如我照樣參加當地和國際的社會運動，但要避免被電視拍到，不給FBI和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的線索。
這其間靠的就是「1960」年代的一種國際網絡。
美國廢奴之前，反奴人士組織起來，幫助南方的黑奴逃到北方的廢奴州和加拿大，甚至墨西哥，並協助他（她）們安頓。這種網絡叫「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60年代很多美國年輕人因反對越戰而拒服兵役，選擇出國流亡，「地下鐵路」又興盛起來，有很多大小網絡，和共用分享的某些專業服務，例如證件偽造。而且擴及反越戰以外其他運動需要協助的人。當然也更國際化，擴及加拿大以外的地區。
我在美國參與各種運動有不少朋友，離開美國就是他（她）們替我安排的，然後由目的地的進步人士接手照顧。照顧反越戰者的網絡通常不怎麼秘密，反正越戰結束後有法律途徑可循，例如回國後關個一、兩年或其他安排。但照顧像我這種國際刑警和FBI也在追緝的人就不一樣了，必須非常祕密。協助我的那些網絡現在還在協助類似我的案子的人，我必須為他（她）們著想。
這是我不講這些年的原因。但我已在一篇文章裡宣佈今年起－人生的第81年－要從社運退休，寫一些回憶文字。我會找一些不會傷害那些朋友和同志的方式，把這25年的故事寫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