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話港說】「從幼稚園就開始打分數」香港青年自殺率創新高，是誰讓他們走上不歸路

「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很快會被人遺忘。」

這句令人感到鼻酸的話，出自2023年卓亦謙執導的香港電影《年少日記》，本片透過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一本塵封的日記，揭開香港教育的現況——青少年自殺問題。

2006年開始，香港的教育制度改為3年國中、3年高中以及4年大學的三三四制，然而填鴨式的背誦教育，不只讓家長與學生們備受壓力，更埋沒了大量人文、藝術與體育等範疇的人材。

2023年，香港八大公立大學的錄取率以39.6%創下新高；另一邊，香港學生的自殺率卻也年年攀升，甚至在短短三個月內，出現22件18歲以下企圖輕生個案。

在香港，因受不了升學與家庭壓力，甚至是因整體的社會風氣而自殺的學生，已經不只是一部虛構的電影或是電影角色，而是香港青年們正在經歷、掙扎的煩惱。

開學了，壓力更大了

根據香港衛生署針對23萬小學生、9.7萬國中生進行調查，發現2023年從8月到12月的第一學期，3.7%的國中生、2.4%的小學生曾經考慮過自殺；1.6%的國中生、1.1%的小學生表示曾嘗試自殺。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則指出2023年初至11月中旬，香港共有306名學童輕生，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分析顯示，學童自殺成因依次為學校因素（37.3%）、家庭因素（28.8%）及精神健康因素（18.3%）。

針對香港學生自殺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教授陳秀雯認為，「新冠疫情後，恢復實體上課的環境可能讓學生壓力倍增。」

「尤其在後疫情時代，學校必須追趕過去的進度，香港教育對於學生考試的要求也不斷提升，可以想像這些疊加的學業壓力有多大。」

被課業壓垮的童年

2023年全港中小學陸續恢復實體上課，但許多學生似乎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疫情期間被取消的運動會、才藝課，讓學生只能專注於學業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更容易累積壓力。即使疫情解封，許多學生可能仍無法適應突然被拉近的「社交距離」，難以適應社交或課外活動等校園生活，這些都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

另一方面，許多學校或家長為了彌補疫情落後的進度，安排大量的作業或是才藝活動，導致許多學生的童年，幾乎被課業給壓垮。

根據《信報財經月刊》採訪的一名國小老師Shirley表示，「每天放學後有課外活動訓練，到家後還要寫作業、溫習考試。」

「學生們的行程很忙，不是因為貪玩，而是做功課做到沒有時間睡覺。」

然而，香港學生的自殺問題，並非近幾年甚至是疫情之後才有的現象。自2015年後，香港19歲以下青年的自殺數年年超過20件，其中不乏有許多12、13歲等國中小學生，在人生還未揚帆遠行之時，先行按下了停止鍵。

擔心被嘲笑，難以向外求助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個案訪問，當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44.7%的人選擇透過「遊戲娛樂」抒發；40.7%會「向朋友抒發」；但僅有10.7%的人會「尋求老師或社工協助」或是「尋求家人協助」。

而擔心「被傳開或被嘲笑」成了學生不願尋求他人幫助的主因，且相較於朋友、社工以及家人，擁有負面情緒的學生寧可選擇找網友訴苦，而非學校老師。

除了分數還是分數

雖然自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但「競爭的教育環境」與「對文憑與成績的追求」是許多媒體認為香港學生自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1997年香港回歸成立特區政府以來，即推出學生必須學習中文、英文書寫，粵語、英文和國語口說的「兩文三語」語言政策，因此許多幼稚園從學齡前，即會有系統地教授英語課程。

從幼稚園開始，分數成為評斷一個香港學生的方式。

升上國小、國中後，除了升學壓力之外，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還必須準備每三年一次，政府針對考核學生中、英、數三科水平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雖然教育局表示此測驗旨以評估、改善教學成效，卻也變相地成為學校與學生的壓力。

一試定生死

考上高中後，沒有任你玩三年的愜意，只有每日倒數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日期的壓力。對於香港高中生來說，DSE是通往大學的主要門檻，由於「一試定生死」，學生們準備考試的方法，脫離不了複習歷屆考題、背誦答題技巧等，只為了考試而學習的填鴨式教育。

2022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調查應屆DSE考生，64.7%的受訪者表示有「嚴重或中度情緒困擾」；面對多重的壓力，受訪考生的壓力來源有51%「來自家人的期望」、46.4%為「同儕間的比較」，而佔最大宗的則是92.3%的「來自考試成績」。

一名香港學生告訴《BBC》記者，晚上會莫名其妙的一直哭，質疑香港的教育體系：

「為什麼要從15、16歲開始，就必須透過考試決定自己的人生？」

親近的朋友都移民了

穿上校服、離開家裡，最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許多自殺的香港學生的最後一天，可能都是這樣度過的。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分析，除了因學業壓力、新冠肺炎等陰霾，有部分個案的自殺原因則與2019年的反送中社會運動有關，

「重大社會事件可能讓年輕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香港移民潮暴增也會導致學童們原本傾訴的對象因而離去。」

香港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香港現在所經歷的移民潮，首當其衝的肯定是對未來沒有希望的年輕人，

「難以想像今天還坐在隔壁的同學，明天可能就移民了，尤其是12、13歲最需要朋友的時期。那種沒有同輩『支援』的失落感是無法衡量的。」

治標不治本

2016年，因應香港學生的自殺率不斷升高，香港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但在同年委員會呈交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所歸納的眾多原因中，卻未顯示香港學生自殺是「教育制度」的問題。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表示：

「就像地板都是水，每個人都忙著將地板弄乾，卻完全沒有想要關掉水龍頭。如果沒有處理好壓力的來源，不管怎麼補救或跟進都無法解決。」

不管是父母、老師，甚至是整個社會風氣，大家都將學業視為學生成功與否的唯一基準，因此只要學生失敗了，他們極有可能走向這條不歸路。

香港生命熱線的副主任錢文紅表示，在安排校園內的防治自殺方案時，「最大的困難其實是，即使學校老師們都想參與防治自殺的計畫，但他們也發現很難將這些課程，安排到學生的課表中。」

「此外，許多學校也沒有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他們只關心學生的課業表現。」

亞洲青年的煩惱

不只是香港，多數的亞洲國家從小就強調學業表現，家長與學校重視分數、教育體制以考試為中心，例如2022年新加坡自殺率創20年來新高，成為29歲以下年輕人的死亡主因。2014年至2017年間，印度平均每天有26名學生自殺。

自殺率高居OECD國家之冠的韓國，2011年調查顯示「學業成績」是韓國青年自殺主因，2019年平均每天有26.9名南韓年輕人自殺。同為壓抑島國的日本，青少年自殺往往會在開學前達到高峰，此現象甚至被命名為「9月1日問題」。2022年日本大學以下學童的自殺人數達到512人，創下自1980以來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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