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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2024）年 10 月底，位於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重災區宮城縣的女川核電廠，重啟了二號反應爐的運轉。並預計於今年聖誕節（12 月 25 日）正式進行商業營運。根據《中央社》轉引日本媒體報導，這是日本自 13 年前的福島核災後、曾一度關閉全國 33 座核電機組以來，第一座於東日本地區重啟的核電反應爐。同時間，日本其他地區的核電機組，近年來也已陸續重啟，至今已有近半（約 15 座）機組，在更嚴格的安全條件下恢復營運。
於此同時，日本許多民間團體，對「重啟核電」國策的抗爭也在持續。如近日重新營運的女川發電廠，就遭曾遭到反核團體和當地民眾的強烈抵制，並歷經了兩年多的纏訟，然於二審時仍遭法院判決敗訴。
綜觀來說，日本作為世紀核災的受災國，政府仍「不得不」陸續重啟核能，主因在於其日益提升的科技產業電力需求，以及實現其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階段性承諾，短期內仍無法被其他能源替代。
而同樣的現實狀況，也正考驗著你我所在的臺灣。
「淨零」與「非核」難兩全？臺灣的能源政策，面臨嚴峻挑戰
臺灣的能源政策，正處於一個關鍵轉折點。在全球加速邁向淨零碳排的背景下，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臺灣政府承諾 205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未來 25 年內，大幅度調整目前高度依賴進口化石燃料的能源結構。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臺灣的能源結構仍高度依賴進口的化石燃料。根據 2023 年能源署最新統計數據，全臺發電結構主要來自燃媒（42.2%）、燃氣（39.5%）、再生能源（9.5%）和核能（6.3%）。這一方面意味著臺灣的電力，如今有高達八成以上的比例仰賴化石燃料；同時間更有超過 95% 的能源依賴國外進口，導致電價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顯著。
此外，隨著國際社會對減碳的要求日益加強，臺灣的高碳排放問題也成為在國際舞台上亟需解決的問題。然而，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至今，就結果來說並不平坦。如何平衡碳減排、電力供應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成為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必須持續面對的艱難課題。
「反核」與「擁核」間，是否有第三條路？
核能，作為一種穩定且低碳的基載電力來源，過去曾在台灣的能源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自 2011 年福島核災後，台灣社會對核能的恐懼和不信任大幅加劇，最終導致 2018 年通過「2025 非核家園」的政策，政府承諾逐步關閉核電廠，並不再發展新的核能設施。
今（2024）年 10 月，臺灣甚至一度因核三廠機組歲修，短暫達成了 41 天的「全臺零核電」。然而同時間，由於「綠色能源」的發展與替代規模遠不如預期，造成目前「非核」的發電量能幾乎皆由火力發電（燃煤、燃氣）所取代，隨著碳排放壓力的增加及再生能源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核能是否應該重新成為台灣能源政策的核心，也成為一個亟需討論的議題。
核能的支持者認為，核能具有無可比擬的穩定性和低碳排放優勢。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核能每千瓦時的發電成本約為 1.3-1.8 元新台幣，遠低於燃氣和燃煤等傳統能源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核能可以提供穩定的基載電力，這對於高度依賴科技製造業、且電力需求正不斷增長的臺灣至關重要。
核能的反對者則強調其風險性，尤其是核廢料處理和核電廠的安全性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加上台灣位於地震帶且地狹人稠，核電廠的環保和安全風險，不僅會讓許多民眾深感不安、更不適合臺灣的環境。
核四廠的存廢問題，正是這一矛盾的縮影：支持者認為核四的重啟能夠有效減少臺灣對進口燃料的依賴；反對者則認為，核災風險是臺灣不可承受之重，萬一發生事故，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也是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副召集人的童子賢先生，多次在不同的公開與非公開場合，提出了「2030, 3, 3, 4」的能源構想。按照他的建議，到 2030年，台灣的能源組合應該達到 30% 來自核能，30% 來自再生能源，40% 來自化石燃料。這一構想旨在於短期內實現穩定供電的同時，逐步推動低碳轉型。
然而，這一構想的實施同樣面臨諸多挑戰：首先是核能的社會接受度問題。儘管核能具有技術上的可行性和經濟上的優勢，但台灣社會對核能的不信任情緒依然強烈；其次，再生能源的發展面臨土地使用和技術突破的限制。台灣地狹人稠，開發太陽能和風能設施則需要大量的土地，而現有的儲能技術，也尚不足以解決再生能源供電的不穩定性問題。
「綠能」面對的現實挑戰與機會
相較於上述爭議，透過大幅拓展俗稱「綠能」的再生能源，同時取代化石燃料與核能，無疑是目前臺灣推動「能源轉型」的政策方向，也是「理想上」最能同時解決碳排和核能問題的不二法門。然而「現實上」的考驗與至今為止的轉型結果，卻顯然不如預期：
例如，太陽能和風能的發展雖潛力巨大，但依然面臨全球性的技術瓶頸──兩者的間歇性和不穩定性，使其在各國都難以成為主要的基載電力來源，而現有的儲能技術尚未成熟，這意味著再生能源無法完全替代傳統的燃氣和燃煤發電。此外，台灣的地理條件限制了大規模發展再生能源設施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與農漁用途競爭土地（如「種電」爭議）的情況下，再生能源的擴展速度亦無法達到預期。
在此背景下，燃氣和燃煤發電，於是依然、甚至加速成為臺灣能源供應的重要支柱。天然氣在兩者當中「相對」清潔，其每千瓦時發電成本約為新台幣 3-4 元，且能夠靈活應對電力需求的波動。台灣政府推動的天然氣第三接收站計劃旨在進一步增加天然氣供應，減少對燃煤的依賴。然而，這一計畫也引發了環保團體們的強烈反對，尤其以大潭藻礁的保護問題成為爭議焦點。這反映出台灣在推動能源轉型時面臨的雙重壓力。
與此同時，面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劇烈波動和不斷上升的電力需求，全球核能正迎來「復興時刻」，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實際現況：從文章開頭所述的日本，到如法國、美國等先進國家，都開始重新「有條件擁抱」核能，並視其為應對氣候變遷和能源安全挑戰的解決方案。甚至連國際上最具代表性的「非核家園」德國，近期都出現了高達五成以上的民意聲浪，認為該國政府廢核「政策錯誤」。
臺灣也正面臨著類似的考驗：如何平衡社會對核能的疑慮並推進相關技術的應用，是政府必須謹慎處理的議題。
此外，再生能源的發展仍需加速，儘管臺灣的地理限制影響了陸上風電與大規模太陽能發展，但海上風電和儲能技術的潛力仍然巨大。但為實現這一「潛力」，政府和企業需要加快儲能系統的研發與政策優化，借鑑全球經驗，讓再生能源成為穩定且可調度的電力來源。從這個角度來看，童子賢提出的「2030, 3, 3, 4」構想，或許提供了一個兼顧現實與環保的思考方向：將核能、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結合，以確保電力穩定供應並逐步實現碳減排。然而，這條路徑如前所述，同樣一點也不簡單。
總結來說，臺灣在邁向淨零碳排放的過程中，必須以「穩中求變」的方式面對重重難題。筆者認為，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政策彈性，不被任何意識形態綁架，善用全球無論核能或綠能的新趨勢和儲能技術突破的契機，才有辦法在現實考驗中為未來的永續發展鋪路，並在全球綠色經濟版圖中奠定更有利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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