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隆董事長出難題，黃日燦如何用一句回答獲青睞、受聘集團顧問？

在 2024 年 7 月，國際併購大師、台灣產業創生平台董事長黃日燦，發表自傳《黃日燦傳》，新書發表會上，可說是冠蓋雲集。200 位上市櫃公司董事長到場致意，光是唱名就長達 6 分鐘。一貫低調的緯創資通董事長林憲銘更擔任首位致詞人，開頭就說，「我以前從來不幫朋友寫序，這是我親自寫的第一篇序。」

幾句話，就說出黃日燦的不同，他不只是知名大律師，也是許多企業的策士。包括林憲銘、大聯大控股董事長黃偉祥、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等人，都是黃日燦的好友，其中又因為與裕隆集團交情緊密，他以裕隆「特別顧問」的身分為人所熟知。

回憶起他與裕隆集團的起點，黃日燦說，他那時候還在美國工作，先認識當時還是大學生的嚴凱泰（前裕隆集團董事長），幫他解決一樁法律上的困擾。後來嚴凱泰回台，便主動介紹黃日燦與自己的母親，時任裕隆集團的董事長吳舜文認識。一踏進裕隆的辦公室，吳舜文別的話都沒說，直盯黃日燦就問：「凱泰說你很能幹，能幫我們母子忙，如果我們母子意見不一樣，你要怎麼辦？」

「沒有錯的答案，不等於最正確的答案。」一句回答正中吳舜文的心裡

「當下我頭皮發麻，想說這答錯了就回家（送客）嘛，」日後，黃日燦又把這個問題，拿去問身邊的朋友，「就是沒有人講這個答案。」有的人回答很花俏、或者感覺很有手腕，「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但我答的完全是一個很平常的角度，一點奧妙都沒有，」但是 「沒有講錯，跟有沒有辦法給出最對的答案，是兩回事。」

差別在於，你是站在自己立場，還是對方立場去想。多數人會站在自己立場，給出最四平八穩的答案，卻沒有想，這句話的根本需求是什麼？

「我的個性，我是要解決問題的，所以你們母子意見不一樣，我當然就直指問題核心，努力到你們母子意見一致為止。」

家窮被黑道追債、只能利用空檔念書，反訓練出超強專注力

掌握根本問題，貫穿黃日燦整個人生哲理。小時候，黃日燦家境貧困，家裡時常搬遷，還不時有黑道來追債，在嘈雜的環境下，訓練出他極高的專注力，邊顧店邊念書，有空檔就能完全沈浸，「我們就住在圓環旁邊，我沒有選擇，人都有彈性自然，後來就很多雜音我都聽不到。」

黃日燦表示，到台大法律系就讀後，他跟當時的女朋友、日後的太太汪詠雪約會時，他太太誇獎法學院環境鳥語花香，「我走幾百遍、幾千遍從來沒有看到花，沒聽過鳥叫聲，那之後才注意到，這就是我的專注。」

「沒選擇，你自然就有辦法，反正『窮者變變則通。』」事實上，黃日燦成績優異，大同中學、建國高中、台灣大學，一路都是第一志願畢業，更應屆考過當時千分之二錄取率的律師高考。退役後，獲得西北大學全球只有一個 1 萬 5000 美元的獎學金名額，前往西北大學念碩士，接著又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絕不自我設限，做一年等於別人做 3 年，坦言「把自己逼很緊」

回想在西北大學的那段時光，他說西北大學真的是把每個學生當成「Master」（大師）來對待，全球只收 4 個學生，緊張得他連睡覺都說英文。

不像一般留學生只有書本知識，黃日燦碩士畢業時，受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邀請，參與高特兄弟法律事務所（Coudert Brothers）在香港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研擬國際交易法律條文，見證中國外資法律從無到有的過程。

「看見一個國家從沒有法律、沒有律師，發展到在世界上變成兩強之一，大概很少人有這樣子的機會，」完成哈佛博士學位後，黃日燦也進入紐約華爾街，先後在高特兄弟與眾達法律事務所（Jones Day）工作。剛開始，寫法律分析不難，但是要跟客戶來往，「第一句話要跟他講什麽，用英文很難表達，也沒人跟你說這些事。」

「我想我多讀檔案（企業資料、法庭判例、會議紀錄等）總可以吧，」所以黃日燦就開始，每一天都挑一本檔案來看，厚的薄的都看，有時間就看厚的多一點，今天看不完、明天繼續看。透過這個方法，他快速又大量累積腦海中的資料庫，面對客戶的各種提問，他知無不言，「所以同樣是工作 2 個月，以我看過的檔案量，我相當於做了一年。慢慢開始觸類旁通，跟人家聊天的時候，信心也提高了。」

英文會話不如別人，他就每天午餐時看肥皂劇，學習生活對話， 「我就認為說，第一天我不如你，第三天我跟你一樣，第五天我希望比你強，」 黃日燦說，他把自己逼得很緊，同樣時間，他不會只做一件事，他要做 3 件事， 「這樣子我做一年等於乘以 3，做 3 年就等於做 9 年。」

返台成立事務所，教超出工作以外的事情，培訓出亞洲 30 幾位所長

所以面對客戶的訴求，他不會只是照本宣科寫完法律文件就了事，還會更進一步釐清目的。比方公司要上市，他就會問，為什麽要上市？怎麽樣上市對公司最有利？如果是併購，企業為什麽要併購、這樣併購真的有好處嗎？

「我從來不會自我設限，說商業歸商業、法律歸法律，」在執行案子的時候，黃日燦會注意別人可能沒注意到的面向，「別人也會跟我討論這些事情，相輔相成，（實力）就一直上去了。」

他認為，律師不是無所不用其極，讓客戶獲勝。一件訴訟就好比一場戰役（battle），而企業最重要的，不是贏下每一場戰役，而是最終要贏得這整場戰爭（War）。所以在談判競合關係裡頭，「假如它輸一、兩個 Battle，沒有關係，（只要）最後是贏的，就對了 ；但假如贏了這一、兩個 Battle，最後輸掉整個War，就是錯的啦。」 也因此，他未必每次都會幫企業「打仗」，有時候還會勸和，「所以我是少賺了很多法律服務費的錢，但是我贏了很多友誼。」

1990 年，他返台成立眾達台北律師事務所，同時兼管香港分所，成為眾達第一位華人合夥人。期間，他積極培養台灣法律人才，目前亞洲有 30 幾位律師事務所所長，都是黃日燦訓練出來的。他不只是訓練員工做法律服務，還教他們怎麽開發客戶、跟客戶噓寒問暖、怎麼催帳，「這些通通都是逼出來的，但他開竅以後就容易了，你就不用一天到晚在後面，東踢一下、西踢一下，他自動自發，你就輕鬆了。」

外人眼裡的意氣風發，卻是自己最低潮的時刻

他也把併購經驗帶回台灣，主導過多起台灣重大併購案，像是台灣奇摩站與美國雅虎併購案、聯發科併購晨星、日月光併矽品等，被媒體封為「千億大律師」。

不過也是差不多在這時，黃日燦遇到他遲來的「中年危機」。原本，他打算在中國布局事務所，但因為政局改變導致計畫失利，旁人認為「厲害」的事情，事實上都是他早在 20、30 年前就做過的事情，「能夠做的事，對我來講挑戰程度都不高，我沒有任何新的成就感，所以那一陣子真的是很苦悶。」

後來，他決定不再打 battle（戰役），而是要帶台灣打贏國際戰，「我當律師雖然常常替客戶想怎麽樣 win the war（贏得戰爭），但其實還是在打 battles，所以我說我再來要打 war。」黃日燦的計畫是，與其再讓企業互相打仗，不如一起攜手，讓產業升級與轉型，結合他所擁有的商業、法律與人脈經驗，提供互相觀摩學習的管道。

2019 年，黃日燦成立台灣產業創生平台，希望促進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號召知名企業家成為捐助者或顧問團一員。林憲銘回憶，當初他就跟 Jack（黃日燦英文名）說這個要做，結果黃日燦說這個要錢、還要人，「我說，『阿娘喂，騙你的人，還要你的錢！』」，後來愈來愈多人加入平台，林憲銘也幽默稱讚，「被騙那麼高興，實在很少。」

回首出版自傳的原因，黃日燦說，他以前從來沒有空的時候，不是在亞洲想歐盟，就在歐盟想亞洲，美國的事也忙得不可開交，但是這段經歷也很值得分享與整理。

就像他的啟蒙小說《絕代雙驕》，外人可能會以為他是多金、天生條件好的花無缺，但其實骨子裡，他一直都是那個亦正亦邪、熱血沸騰的小魚兒。

核稿編輯：溫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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