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專欄：習近平為什麼對拉抬經濟增長興趣不大？

9月10日的《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導中直指「儘管經濟形勢日益嚴峻，但中國最高領導人似乎沒有表現出對前景的憂慮，而且他似乎對於更多的刺激措施不感興趣」。這個分析聽起來不可思議，但仔細檢視「二十大」後中共在經濟領域的政策表現，是有很多旁證的。例如，一方面，中共，包括習近平本身在內，一再對民營企業喊話，表達國家對民企的支持。但另一方面，面對棘手的房地產危機，當局不是自己承擔責任，而是甩鍋給許家印等大型民企集團的代表，用逮捕的方式試圖強迫民企幫助政府度過難關。今天許家印，明天碧桂園，這樣的搞法怎麼可能讓民企安心發展？

再例如，中國政府也一再表示，對外開放的大門是敞開的，喊話歡迎外資繼續進入中國。但事實上，迄今為止，外資逃離中國的趨勢並未減緩。中國官方數據顯示，第二季度外國直接投資（FDI）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暴跌87%，偌大中國，只剩下49億美元。彭博社形容是「幾乎處於斷流狀態」。上海美國商會最新的調查也發現，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對於本公司的業務前景的悲觀程度創幾十年新高，接近20%的美企正在考慮在未來幾年至少將部分業務轉移出中國。

為什麼會這樣？除了對經濟前景悲觀之外，中國政府動不動就以政權力量打壓外資的做法並未改變，突擊搜查美國資訊業者，修改《反間諜法》，外企高管被扣押的消息不斷傳出，令外資人心惶惶，都是無法留住外資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對於具有指標意義的蘋果公司，當局也不放過，自2020年以來就開始的對於公務上使用外國品牌電子產品的禁令，到今年8月已經擴及到283個地級市政府以及國有企業，導致蘋狗股價前不久重挫，市值損失一度高達1900億美元。

9月11日，中國媒體《觀察者網》刊出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的專訪，探討當前中國的經濟難題。張軍在訪談中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質疑：「既然我們的國力可以動輒就花上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去搞形象工程，為什麼不用這些錢去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負擔買單呢？」這是個好問題是因為，消費不振一直是中國經濟低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之一，而減輕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負擔就可以有效提振消費，這麼簡單的拉抬經濟的手段，為何北京不採用呢？其實張軍自己就給出了答案：「現在經濟下行壓力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過度投資，其中包含大量政府支持的投資，很多投資沒有合理的回報，打水漂的案例比比皆是，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

換句話說，政府的確有加大投資力度，但增加的投資並沒有被分配到底層民眾手中，而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等名目，成為地方政府官員搞「形象工程」，甚至上下其手，繼續擴大尋租空間的活水源頭。顯然，中國經濟下行的結構性因素，在於統治集團的利益繼續壓榨社會大眾的利益，問題不在於財政政策，而在於投資的分配政策。

中國經濟下行的結構性因素，在於統治集團的利益繼續壓榨社會大眾的利益，問題不在於財政政策，而在於投資的分配政策。（美聯社）

各種自相矛盾的政策和執行方式，在在證實了《華爾街日報》的觀察：習近平對拉抬經濟增長沒有興趣。那麼問題就來了：經濟增長如此重要，習近平為什麼興趣不大？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論述，或許可以作為答案。他們在分析「榨取式制度為何無法支撐經濟的穩定長期發展」的時候指出：「政治權力的控制者最後會發現，利用他們的權力限制競爭，擴大他們享有的大餅，甚至竊取和掠奪他人利益，對他們自身的獲利會比支持經濟進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權力的能力最後會摧毀經濟富裕的基礎，除非政治制度也從榨取性變成廣納性。」

考慮到這本書是2013年出版的，這兩位作者堪稱先知，因為他們十年前的描述和分析，與今天中國的發展狀況和未來走向完全符合。尤其是對於「政治權力者為什麼不在乎經濟成長」的分析，更是揭示出了習近平政權的本質，可謂一針見血。也就是說：對於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統治集團來說，經過十幾年的國家權力的擴張，通過政治手段重新分配財產，比經濟增長本身更能增加他們的利益，成本也低得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拉抬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強大了。

這，就是習近平以及以他為代表的中共統治集團，對於拉抬經濟增長興趣不大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