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閨閣女子與流行時尚，從不只是很小很美的事
台展三少年，與你還不認識的唯一少女
你或許曾在歷史課本上讀過「台展三少年」，但是你可能不太了解「陳進」（1907-1998）。作為台展三少年之一，她不只是最早入選台展、帝展的畫家之一，更是台灣第一位被歷史記載的女畫家。
她的筆觸優雅、用色纖細，描繪大量日治時期台灣女性的日常生活。謝里法曾評：「再也沒有誰能如她的畫，如此真切地表現出三十年代台灣女性的特質來。」[1]
陳進筆下的摩登女子，雜揉中國、日本、西方的流行服飾細節，也正像是台灣經歷各國角力的文化史縮影。她的每一筆觸，都是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史，寫下一道道陰性且溫柔的歷史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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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少女入選日本帝展
出身新竹香山望族的陳進， 15 歲進入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高）。18 歲那年，家人同意讓她赴日留學，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日本畫科，專攻東洋膠彩畫。成為當時少數能夠赴日留學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
她在東京，受美人畫大家鏑木清方、伊東深水影響，專精描繪女性優雅姿態。而或許也是同樣身為女性的緣故，她所描繪的服飾細節、女性舉止，都更展現一種特有的細膩優雅美感。
1932 年，25 歲的她完成第一幅代表作〈芝蘭之香〉，描繪台灣新娘華麗莊重的服飾細節。畫中新娘身穿彩色鳳冠霞披，紅色繡鞋，背景是黑地螺鈿木桌椅，流蘇燈籠，白色蘭花。她神情肅穆。足足顯示了她精巧畫工與細緻觀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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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極重視生活細節與品味。1936 年，29 歲的她畫〈梳妝〉，描繪中產階級女性的日常生活。家俱同是日本黑地螺鈿桌椅，屏風紋樣是菊花、紫藤花、櫻花與菖蒲。坐著的女孩手持唇筆，桌擺胭脂水粉瓶罐，均完整展現了當時台灣中產階級的時尚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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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主要的畫作形式為膠彩畫，先以膠混合不同顏色的礦物粉末，再用水調和，在不同材質上作畫。膠彩畫之特色，在於層層疊色後，會產生具有厚度、緻密的古典氛圍。非常適合花卉、衣裝這種層次密度很高的題材。
叢叢花瓣襯葉，層層珠搖流蘇，適合她，也適合台灣這樣故事錯綜複雜的島嶼。
中日西混合，就像她與台灣。
1934 年，陳進完成最有名的巨幅畫作〈合奏〉，畫她的姊姊。兩個年輕女孩並坐演奏，一位西式燙髮配大紅高跟鞋、一位古典包頭配平底繡花鞋，兩人明明身穿旗袍，裡面卻配上黃綠長褲。都可以看出中國、日本與西方文化，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台灣女性的摩登梳妝。
〈合奏〉完成後，入選日本第十五回「帝國美術展覽會」，是當時台灣美術界的最高榮譽。日本畫壇或許從未想到，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年輕女孩，原來有能力畫出這麼充滿情調、且重視細節與真實生活的巨幅畫作。
根據報導整理：「當陳進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入選日本帝展的台灣女畫家。報紙報導，其作品深具「台灣色彩」，陳進受訪時則興奮地說：『台灣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誰不愛自己生長的故鄉呢？』[2]
台灣的歷史，也正像是這些女性衣裝，啟蒙於異國，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故事，再讓世界重新看見。
那是時尚，也是政治，更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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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女成為母親，再成為自己
楊翠曾評論，陳進是日治時期的「新女性」：「能夠在寂寞異鄉獨自吞忍苦楚的精神而言，她是自主的、堅毅的、甚至可以說是自我解放的。」[3]
以當時標準而言，陳進並不是個按照「正常」時序步入婚姻的女性，她 40 歲結婚，43 歲生下兒子。
進入婚姻後，陳進的繪畫題材也漸漸轉變：她開始繪畫成為妻子與母親後的身體、還有她的孩子。她的細緻觀察力，從裙擺皺褶與花鳥紋樣，轉移到繽紛的學齡玩具上。1954 年，從她的畫作〈小男孩〉，我們看見男孩專注在木製五彩算盤小卡車、幾何積木，還有散落一地的ㄅㄆㄇ讀本上。那是國民政府來台的第五年。
從這些散落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發現母親的殷殷期盼，也看見世界正經歷的劇烈遞嬗，就在嬰孩的學齡玩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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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後，陳進開始接觸佛教題材。畫中卻依舊充滿精緻細節。1965 年，58 歲的她畫〈釋尊幼年時〉，題材是摩耶夫人懷抱嬰兒悉達多，不過特別之處在於，場景竟是日治時期台灣常見的仕紳家族客廳，一樣黑地家具，一樣白色蘭花。[4]
那既是摩耶夫人，也是她自己。她仍然抱著兒子坐在自己最鍾愛的客廳裡。夫人凝神歛目，嬰孩有聖光。
萬物永恆如常，神聖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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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時尚與政治：並不只是很小很美的事
賞畫的人或許評價，作為台灣第一位女性畫家，她多少受家族庇蔭，才有如此成就。她出身新竹望族，女孩得以自幼習字學畫，培養秀異品味。結婚生子後，丈夫同樣理解她的藝術世界，她因此能夠擺脫 20 世紀初女性必得替家庭奉獻、放棄職涯的宿命，專注教學與作畫。不過，這當然不意味著，她的人生從沒遇過反挫。
日治時期，她曾自言：「長期單獨在殖民母國的繪畫世界裡與各路英雄競爭，讓我深刻感受到『本島人』與『內地人』（指日本人）的差別待遇，『男性』與『女性』的高低社會位階。因而我從中學習到，惟有堅毅自強，力爭上游，才能突破外在環境對一個來自殖民地女性的種種箝制。」
同樣地，她也不是沒考慮過，如果想要更成功，她大可畫更多日本題材，而非專注於台灣人的生活。但作為台灣的女性知識份子，她很相信自己的選擇。
在 ARTouch 一篇報導整理中，節錄她與江文瑜對談。「那時候是第一次跟別人競爭，一心想要怎麼樣才有特色，不知道要畫些什麼會比較出色。如果畫些日本的題材會比較方便，尤其那時我人在日本；但是想了想，我們台灣人，還是畫我們鄉土的東西。」[5]
陳進關注的，永遠是台灣女性的生活。並且替我們在日本統治時期的藝術史，打開一個陰性視角之可能。她讓我們看見，女性私密又貼身的日常生活。閨閣梳妝，旗袍鞋包，在在都是台灣暗潮洶湧，各國文化角力的結果。
在她的時代，世界遞嬗極快，人們時常來不及辨識與定位自己。面對這樣的世界，她說。
「唯其能夠忠實地把時代的姿態經過純粹的藝術精神而表達出來，才有永遠的生命和永恆的價值（中略）但這並不是應與世同浮沉之謂，我們不應忽略時代的潮流，更應認識時代精神，和思索時代特色的所在，而努力創造富有生命的美的作品。」
她用於觀察世界、定位自己的方式，就是繪畫。她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唯有當你完全沈浸投入生活中、忠實地呈現時代精神，才是一種對世界負責的表現。
「要一來可以回味可愛的家居生活中所酣享的點點滴滴，而且還得同時將時代性的生活腳步，作最好的注解，若是不畫它，自己的繪畫歷程會形成片段的遺漏，對自己和社會，都不是盡責的表現。」她說。
民報整理，日本藝術評論《萬朝報》曾稱她為「南海女天才」，她卻謙虛地說：「我不跟別人比，只跟自己比，有沒有更進步？有沒有更突破？」
當我們談女性第一人，談台灣第一人，我們也看見，陳進從不試圖成為誰的代表。她就是她自己。她忠實地觀察、紀錄女性的日常生活。女孩們在畫作裡，抖落一身時代金粉。栩栩如生。
陳進的每一筆觸，都是替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史，寫下一道道溫柔的陰性註腳。對她而言，畫出時代精神，或許正是她作為女性、作為知識份子、也是作為台灣人，一生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