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澄波到卞仲耘　多少人能記取歷史教訓

偶然讀到有關「文革紅衛兵頭目宋彬彬在美離世」的新聞，好奇之下，找了更多相關報導閱讀，發現跟著宋彬彬一輩子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之死，裡頭竟有個具熟悉感的鼻酸故事，卞仲耘的先生王晶垚，如二二八受難者台灣畫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拍下心愛的另一半被迫害殘殺的身亡照，作為控訴的歷史見證。

第一次看到陳澄波的身亡照的震撼是難以言喻的，但多年後，在媒體讀到文史工作者魏聰洲的臉書附照貼文，震撼更深之外，心還會痛；陳澄波的妻子為了讓槍孔、遺容和全身都入鏡，她蹲下來，用頭和肩把躺著陳澄波的門板扛起來讓攝影師拍。魏聰洲說：「門板、陳澄波遺體及國族創傷一起壓在她身上，一個比一個沈重。」

二二八受難者台灣畫家陳澄波的自畫像。（圖片摘自總統府網站）

在妻子被帶鐵釘的棍棒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致死的第二天，王晶垚則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下昂貴相機，拍下血跡斑斑的妻子遺體，也將清洗、換衣、火化、下葬等過程紀錄下來，甚至連之前女學生上門胡鬧所貼的下流惡毒標語、大字報，他也全部拍下。在中國上上下下多數人刻意不談文革的情況下，他一生努力追求真相，試圖透過司法途徑申訴，但北京檢方和中國最高檢先後做出不予起訴決定。王晶垚曾表示，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如果不能訴諸法律，我們將訴諸歷史。

曾有記者問王晶垚，如果他再見到卞校長，會對她說什麼？他說：「我，沒有忘記歷史。」一生追捕納粹的大屠殺倖存者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一次訪談中也說過類似的話：「在我們死了之後，都會和所有被納粹屠殺者相遇，當他們問你，在大屠殺之後你做了什麼？我會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忘記你們。」

所愛的親人被迫害凌虐致死，誰能夠忘記？尤其，沒有真相，正義被按壓在地。但加害者呢，甚至協力者，能夠忘記自己的惡行嗎？是否會在某一時刻想起時而感到一絲不安、後悔或承認錯誤？

1961年，組織和執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審過程時表示，他不是負責的領導人，因此他不會感到愧疚。他進一步撇清責任：「我沒有看到任何謀殺，我沒有看到刑求。在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前往耶路撒冷為《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報導艾希曼世紀大審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接受了艾希曼「沒有邪惡意圖或動機」的說法，認為艾希曼是消極、盲目的官僚，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是不道德和邪惡是因為「不思考」，稱其是「平庸的邪惡」。然而， 2023年上映的紀錄片《魔鬼的自白：消失的艾希曼錄音帶》（The Devil's Confession: The Lost Eichmann Tapes），呈現了艾希曼受訪的錄音，揭露殘酷真相，他的邪惡一點也不平庸，重擊了漢娜．鄂蘭的觀點。

1957年，當時躲到阿根廷展開新生活的艾希曼，接受荷蘭納粹記者威廉．薩森（Willem Sassen）訪談，不只承認他就是組織和執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負責人，還說：「我體內的每一根纖維對於『我們做錯了』是抗拒的。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如果我們殺死了1030萬猶太人，那我會很滿意地說，很好，我們消滅了敵人…這就是事實。我為什麼要否認呢？」

2014年1月12日，當年兩位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和劉進回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對著卞仲耘校長銅像道歉。劉進在道歉文裡說：「回顧48年前發生的那場劫難，校園秩序大亂，師長被批鬥，學生鬥學生，黑白顛倒的行為卻被奉為革命，直至發生了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殘酷事實！我的內心充滿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長的死，讓我猛然驚醒，我多次問自己，這就是革命嗎？革命的目的是什麽？」然而，當年卞校長被毆打凌虐致死的第二天，她對全校廣播：「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所以，劉進的道歉不像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自辯嗎？不過，前者比後者糟，虛偽的悔過者比惡魔繼續說謊更為殘暴。

卞仲耘在文革中被打死。（圖片摘自網路）

宋彬彬更是不遑多讓，在道歉文說：「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可是，艾希曼不也沒有親手刑求和殺死猶太人？但沒有沾血的手，可不一定不那麼邪惡或罪惡。中國資深記者高瑜撰文指出，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攻擊了北京大學負責人，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猛烈攻擊，三名署名的學生之一就是宋彬彬。但宋彬彬真的很敢，她在道歉文說：「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看來，道歉的目的更像是為了宣告自己是清白的，而清白的定義是手沒碰到人和沒沾到血。依此邏輯，毛澤東是不是也清白？其實，北京師大女附中是所謂的皇家女子學校，該校紅衛兵幹部都是高官的女兒、姪女、孫女，宋彬彬的父親是中共開國上將宋任窮，先後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手下擔任要職，文革之後母校要證明她是清白的有什麼困難？也因此，不得不懷疑這場道歉會是否還想暗指某些人也一樣清白？

原本，以為面對沒有真相的不公不義和宋彬彬等的虛偽道歉，王晶垚會有怨與悲的氣質，但在觀看紀錄片《我雖死去》時，卻發現他不只慈眉善目，還溫文儒雅，是位讓人尊敬也想親近的長者。從王晶垚的言談，讓人發現，他追求真相並不是為了恨，是因為愛與理想。他認為世間的不平必須要有真相，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也難怪，2014年的道歉會，宋彬彬和劉進等人邀請了其他受害者和受難者家屬參加，獨獨沒邀請王晶垚和他的子女，虛偽的悔過者如何有勇氣面對一輩子堅定扛著愛與理想的人呢？於是，歷史再次重複，王晶垚也如世上大多數大屠殺受難者家屬，永遠沒等到真相與真誠的道歉就離開人世，而宋彬彬在死前也沒說出真相。

歷史的教訓，人類真的會記取嗎？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