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以來一直擁有一個獨特而明確的戰略重點或目標：確保其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獨立。正如其開國總理李光耀所言，新加坡「不能成為任何國家的附庸」，除非這個國家能夠「維持自己的觀點」，否則「將在新世界秩序中失去所有效力」。
這一目標在李顯龍總理於二○一五年的〈選擇與信念〉演講中，以提出一系列問題的形式進行了重新表述。其中包括：「我們如何確保自己的生存，並在陽光之下保有一席之地？」和「新加坡如何推動國家利益？」這一戰略優先事項源於對小國無法長期生存的信念，正如李光耀所言：「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背景中，東南亞島國是一個政治笑話。」一夜之間，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是不可行的，因此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是一種存在的必要性(這是一九五○年代末與一九六○年代初支持一九六三年合併形成馬來西亞的主要論點)，這樣的一種敘事不得不被突然修正。對於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的「紐約」的期望也煙消雲散。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這個新國家的面積為五百八十一點五平方公里，人口僅一百八十八點七萬，是一個沒有腹地且無法自我防衛的貿易港口。在過去五十六年(截至撰寫本章時)的外交、國防與經濟領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應對這一確保新加坡能夠生存與繁榮的戰略優先事項。這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新加坡與其更大的鄰國不同，「對任何已發達國家都沒有內在利益」。小國幾乎沒有能力改變所在的地區，更不用說整個世界了。因此，為了生存，新加坡需要切合實際、有用和成功的發展策略：「新加坡必須不斷自我重建，保持與世界的關聯性，並創造政治與經濟空間。」由於新加坡取得了成功，世界關注著它，因為沒有人會認真看待一個失敗的國家。
儘管新加坡的實際面積已增加到七百二十八點三平方公里，人口已增長到五百六十九萬，但這一信念自獨立以來一直保持不變。18 正如賈古瑪所言：「一天是小國，第二天仍然只是一個小國。」本書經常提到李光耀、拉惹勒南與吳慶瑞，尤其是李光耀，其影響力直到他去世以前依然不減(有人可能認為甚至直到他去世後仍然如故)。任何有興趣了解和分析新加坡大戰略的人都必須了解他們的信念與前提，因為這些理念是「一面稜鏡」，塑造了他們對國際政治的「看法與診斷」，並為新加坡「提供了規範、標準與指導方針」，影響著新加坡對「戰略和戰術的選擇，以及對替代行動方案的構建與權衡」。
正如本研究所示，對大戰略的研究是「與脈絡密切相關的」。不過我們可在此簡要地將上述三位人物的世界觀與國際關係理論和戰略思想家聯繫起來，這是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專業的學生所熟悉的內容。海因里希．馮．特賴茨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和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認為，為了在敵對的環境中生存，國家需要依靠菁英階層的和一定的階級制度，既要在國內應對非理性的公民群眾，也要在國外面對敵對勢力。
科林．格雷(Colin Gray)和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認為，為了生存，一個國家需要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與一個專注於國家安全的外交政策。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指出，雖然政治家不會積極尋求戰爭，但他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理性的手段，並在必要時願意且準備好使用它。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認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經濟是國家權力的重要基礎之一，反之亦然。根據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和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的觀點，國際經濟交流是有用但脆弱的。
合作可以是短暫的，今天的朋友可能會成為明天的敵人。在最近的一篇關於烏克蘭危機的評論中，史蒂芬．華特(Stephen Walt)寫道：「在最基本的層面上，現實主義始於認識到戰爭的發生是因為沒有機構或中央權威能夠保護國家之間的安全，並在選擇戰鬥時阻止他們這樣做……國家無法確定其他國家將來會做什麼，這就使得各國不願相互信任，並促使它們防範未來某個時候可能出現強國的威脅。」
讀者可能會從閱讀本書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新加坡領導人儘管從未被認為「執著於」理論，但與上述現實主義思想家持有相同觀點。事實上在冷戰結束後，雖然許多西方菁英放棄了現實主義，並認為自由主義的理念應指導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李光耀並不贊同這種觀點。拉惹勒南和吳慶瑞分別於一九八六年與一九八八年退出政壇。由於健康狀況不佳，他在一九九○年代逐漸淡出舞台。李光耀於一九九○年卸任總理後，於一九九○年至二○○四年擔任總理公署高級部長，二○○四年至二○一一年擔任內閣資政，至二○一五年去世為止他一直都是國會議員。因此，與他的另外兩位同事不同，李光耀在冷戰和後冷戰時期都是新加坡大戰略的重要制定者與形塑者。
李光耀的繼任者和新加坡的第二位總理吳作棟曾說他「從拉惹勒南、李光耀先生那裡學到了在外交事務的波濤洶湧中游泳的技能……」他回憶說，他「讀了他們的演講」，被「帶著參加了很多會議，並觀察了他們如何與其他領導人互動」，以及「受益於他們的建議」。吳作棟指出：「他們共同制定了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即維護我們的主權與行動自由，保持相關性，贏得最大數量的朋友，並且(如果可能的話)不樹敵，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尊重《國際法》與規範。這些原則迄今仍然非常重要。」
透過親身經歷與潛移默化的過程，新加坡的四代決策者擁有共同的戰略文化，「影響著他們在最高政治層面(就手段與政治目標的關係而言)和在作戰或戰術層面上的軍事選擇」。以施奈德(Jack L. Snyder)的說法，「戰略文化」產生於「指導和限制戰略問題的一套態度和信念，影響戰略問題的制定方式，並設定戰略辯論的詞彙與感知規範」。這套「態度和信念」參照了「新加坡的傳統、價值觀、態度、行為模式、習慣、符號、成就，以及在面對武力威脅和使用時，適應環境並解決問題的特殊方式」。
雖然華裔人口占多數，新加坡迄今仍能維持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多元種族社會，這是一項有利條件。這一點以及執政政府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的持續當權，使新加坡的大戰略具有連貫性和延續性，進而實現了對其大戰略的整體政府方法的有效推動。根據時任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部長賈古瑪於二○一○年的一次演講，需要「作為一個無縫的整體有效地展開工作」，在應對「確保新加坡在國際舞台上繼續取得經濟成功，並發揮重要作用的多方面挑戰變得愈來愈重要」。正如李顯龍所指出，政治穩定對於「保持對國家利益的清晰認識並貫徹長期追求」至關重要。政治穩定可以「彌補」新加坡「所缺乏的分量」。政治應「止於水邊」的觀念自一九六五年以來一直是新加坡政治的不成文原則。（推薦閱讀：DeepSeek從哪買到輝達晶片？彭博獨家：美國懷疑是新加坡，FBI正在查）
＊作者洪清源（Ang Cheng Guan），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東南亞國際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新加坡大戰略：小國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之道》（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