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面貌的另一面　香港公屋

一個人的公屋史

我在屋邨長大，沙田禾輋邨。

我出生在九龍廣華醫院，兩歲前和家人住在長沙灣兼善里。畢竟當時年紀太小，對我的第一個家完全沒有記憶。姊姊後來憶述，那是一間十分狹小的套房，生活環境相當惡劣。兼善里這地方下一次在我生命中出現，已是四十年後我以學者身分擔任市區重建局的諮詢委員，剛好兼善里被納入市區重建（公辦都更）計畫，我坐在中環某座摩天大樓的會議室當中聽政府官員講解打算如何把我的第一個家拆掉。坦白講，因為沒有記憶，所以除了感到有點巧合，沒有更多情感。

回憶腦海中最早的兒時片段，應該就是一家人到禾輋邨入伙（入住）的時候。一九八○年代初的沙田區是政府正在積極開發的新市鎮，四處塵土飛揚。禾輋邨是政府在沙田區興建的第二條邨，雖然政府刻意完善邨內的生活機能，希望吸引市區的居民到新市鎮居住，但是小時候的我還是覺得禾輋邨的環境有點荒蕪。小學時代晚飯後的活動，是隨父親到互助委員會領取一條藍色的長木棒，然後到大樓外的花園巡邏。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麼明明不是警察卻會獲分發武器。當然，相對於兼善里的套房，禾輋邨的公屋單位已是飛躍式的改善，母親後來說我們這個家是到禾輋邨之後才算安定下來。

我從幼兒園到大學畢業都住在禾輋邨，這地方承載了我所有的兒時記憶。香港有約一半人口居於資助房屋當中，這個比例原來相當尷尬：我的成長經歷相當普遍，也相當的不普遍。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與當時同樣在屋邨長大的小孩一樣，我一直在邨內的學校讀書。幼兒園就在所住的大樓旁邊的另一棟樓的地下。小學是當時公共屋邨的標準「火柴盒小學」：一九七○年代到八○年代興建的屋邨都有這種六層高的小學校舍，因為外型像火柴盒得名。一般新屋邨入伙時居民都以年輕家庭為主，對幼兒園和小學的需求特別大。隨邨內人口老化，兒時就讀的幼兒園和小學都早已結業了。

禾輋邨入伙的時候有十二座大樓，每座樓高十多到二十多層，每層二十多個單位，加起來人口有一萬多。邨中央有個大型購物商場，各種商品和服務如銀行和診所一應俱全。商場頂層是社區會堂，平常有各種康樂活動可報名參加，我曾經在那兒上過兒童功夫班。商場下層是傳統市場，商場旁邊還有一列露天排檔，中午賣午餐給附近的學生，晚上變成居民的廉價餐館，一直營業至夜半。住在這樣的一條屋邨，平常生活基本上不假外求。

到我第一次意識到屋邨以外還有別的世界，已經是高中。我就讀的中學也在邨內，近得每天中午可以回家吃飯。後來，畢竟需要多一點的社交生活，就開始和同學在屋邨的商場餐廳或露天排檔吃飯。但我還是沒有離開屋邨。當時同學們雖然不一定居於禾輋邨，但大多來自沙田區的其他屋邨；當時沙田區類似的屋邨有大約十條，規模和設計都相類似，大家的生活經驗沒有多大分別。

也不是說我沒離開過沙田區。但成長環境所限，即使去別人的家，仍然是公屋。我有兩個阿姨，一個住觀塘的藍田邨，一個住大埔的大元邨；都是公屋。小時候母親會讓我去大元邨找表哥玩，還會睡一晚才回家。但那個環境跟我在禾輋邨的家仍然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很多座大樓當中的其中一座，大樓當中很多個格子的其中一格。

硬要想小時候的非屋邨經驗，唯一想到的是某年過農曆新年，跟著父親去九龍太子道的一處私人住宅拜年。這家人應該是父親的上司，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年我也要去。我記得這件事，是因為很記得那天母親特別介意我們三姊弟要穿得體面，和告誡我們絕對絕對不能搗蛋。印象中那間房子很大很漂亮，後來長大了才知道太子道是富人區，住在那兒的人非富則貴。

直到高中，因為參加聯校活動，我才真正認識到不是在屋邨長大的香港人。

聯校活動是香港傳統名校的常見活動。香港開埠於一八四一年，市區有不少百年歷史的中學，當中因歷史傳統不少都是男校或女校。基於年輕人的社交需要，它們發展出各式聯校活動，其實就是找個藉口結交異性。後來這些活動擴展到新市鎮的新建學校，於是我也有機會參與其中，也讓我第一次認識到不是在公屋長大的同輩人。

記得有一次因為籌備活動弄得十分晚，而且又在港島，回家要一個多小時，有一位來自皇仁書院的成員就提議可以在他家中留宿。皇仁是香港的老牌名校，原名中央書院，也就是孫中山的母校。朋友住在附近的天后廟道，算是半山豪宅區。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住宅當中過夜，朋友的母親十分友善，但這環境對我還是有一點點衝擊感。

和一群名校生交朋友，感受到的最大差異是，一旦離開了屋邨，下一步已是整個世界。因為當時我已在高中，很快就要準備考大學公開試。但我發現我準備的公開試和這些名校學生的並不一樣，我準備的是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他們準備的是TOEFL和SAT。我最初連這些英文字母代表的是什麼都搞不清，後來才知道是用來投考美國大學的公開試。原來他們大多沒有打算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而是一早就準備要到美國升學。

我當然從小就知道在屋邨長大就等於平民百姓，外面有一些比自己更富裕的人，但那是抽象的觀念。要到那一刻，我才真的感受到差別：當我和我的同輩要競爭有限的香港學額時，他們的未來已由他們的家中安排好，要當地球牧民了。我在屋邨中學的同學，大多都和我一樣，沒有聽過什麼是TOEFL和SAT，因為根本沒想過要到美國讀大學。大家還是老老實實為高考準備，還要擔心自己考不上要重讀。他們不單止未來早已被限制，甚至連已被限制都不知道。

得說明一下，這兒不是要埋怨。那位當時住在天后廟道的，後來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我甚至十分珍惜公屋成長經歷所給予我的世界觀，讓我知道富足不是必然，每個人不一定同樣幸運，成功不一定基於自身的努力。抽象一點說，我要到了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才認真讀有關階級的學術文章，但階級這個概念我知道得很早：我是個屋邨小孩，兒時認識的大多數同輩人都是屋邨長大，屋邨是一個階級。這個認知是我人生觀的重要部分。

※本文摘自《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吶喊》／春山出版／作者為專欄作家，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關注包括香港社會與城市研究。《香港第一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