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若國際規則被掏空 歐洲將是最大受害者

（德國之聲中文網）特朗普威脅對丹麥等八個參與格陵蘭軍演的歐洲國家，征收先10%後 25%的關稅，可稱為“格陵蘭關稅”，就好比他對墨、中、加三國征收的“芬太尼關稅”一樣。然而，如果說“芬太尼關稅”從美國國內政治的敘事上，似乎還有勉強說得過去的“理由”——畢竟芬太尼泛濫造成的死亡已成為嚴重社會公害；那麼，“格陵蘭關稅”除了顯示這屆美國政府的霸道外，即便在美國國內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供辯護的合法性。

歐洲八國這次在格陵蘭舉行的演習，人數不過百余，規模小到幾乎可以忽略，卻換來特朗普力度毫不含糊的關稅威脅。它進一步暴露出一個已成形的邏輯：關稅不再只是貿易工具，而成了強權懲罰與地緣脅迫的棍子；規則不再是約束強者的框架，而是強者隨時可以折疊、撕裂甚至掏空的紙張。

從“演習”到“關稅”：歐盟的尷尬不是態度，而是手段

歐洲在格陵蘭搞軍演，明眼人都知道更多是政治表態：告訴外界歐洲“在場”，告訴丹麥“並不孤立”，告訴美國“不要輕言強奪格陵蘭”。但特朗普的關稅威脅迅速把這層象征性揭穿——歐洲可以表達立場，卻缺乏與美國對沖的手段。

這種尷尬來自兩重結構。一重是安全結構：歐洲在安全上長期依賴美國，北約仍是歐洲防務的支柱，而美國又掌握情報、核威懾與遠程投送等關鍵能力。另一重是經濟結構：歐盟是出口型經濟體，跨大西洋市場與投資聯系緊密，關稅威脅會直接轉化為產業與就業的壓力。美國把關稅武器化，歐洲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既依賴又被拿捏”的境地：安全上不敢徹底翻臉，經濟上承受不起長期對抗，結果只能在象征性動作與實質性讓步之間來回擺蕩。

更要命的是，這種武器化不是偶發，而是可復制的工具箱。今天是格陵蘭，明天可以是北約軍費、對華政策、能源與技術標准，甚至可以是歐洲內部政治議題。歐盟一旦被美國當作“可以懲罰的對象”，其作為秩序共同持有者的身份就被降級。降級的後果，比關稅本身更嚴重，意味著歐洲對規則的依賴，將變成歐洲被反復勒索的軟肋。

格陵蘭的意義：不只是一塊島，還是一條“規則紅線”

從這個意義上說，格陵蘭將成為一條被測試的“規則紅線”。它不只是一塊北極島嶼，還是三條線的交匯點：戰略上連接北美與歐洲，是北極方向的關鍵節點；經濟上牽動資源與航道的想象，氣候變化把北極從科考與主權爭議推向更硬的地緣博弈；而最關鍵的是規則上，它觸及領土與主權——現代國際體系的底座問題。

因此，當特朗普表現出對格陵蘭“志在必得”的姿態時，歐洲面對的就不只是一個盟友的怪異興趣，而是一個可能撬動體系根基的危險先例：如果一個大國可以通過購買、脅迫乃至更強硬方式“取得”他國領土，那麼聯合國體系的核心規範——主權平等、領土完整、規則約束強權——就會被公開掏空。聯合國可能仍在開會，條約文本依舊存在，但那套規範的實質約束力將被事實終結：規則仍在，機構仍在，卻不再能約束大國的行動。

需要指出的是， “終結”不會是戲劇性的崩塌，而是更可怕的“空心化”。當規則變成強者可以選擇性適用、隨時改寫的工具，國際體系仍會運行，但運行邏輯會回到古老、赤裸的權力政治：邊界由強者劃定，秩序由強者執行。世界並非瞬間回到1945年前，但會加速向那種時代的邏輯靠攏。

為什麼歐盟將是最大受害者：從“受害”到“被降級”

不少人會說，規則崩壞最先傷害的是全球南方的中小國家。這個判斷並不錯，但不完整。全球南方在現行秩序裡長期處在邊緣位置，近年來地位雖有所提高，但仍然缺少規則制定權與解釋權，它們遭受的將是“更弱”，而歐洲遭受的則是“被降級”：從可以塑造規則的一極，變成只能適應強權的一方。

歐盟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來自規則本身。歐洲可以不靠軍力擴張，卻靠法規標准、市場准入、監管合規把外部納入自己的制度空間；歐洲可以在貿易、環境、數據與競爭政策上形成全球示範效應，靠的就是“規則的普遍性”與“制度的可預期性”。規則越穩，歐洲越像強者；規則越空，歐洲越像弱者。

從這個角度看，格陵蘭問題一旦突破，就會把歐洲最倚重的這套權力形態一舉摧毀。歐洲不僅無法阻止規則被掏空，還會被迫在“依賴美國”與“反對美國”的矛盾中更加分裂：東歐國家可能更依附美國以求安全，西歐國家則在自主與現實之間搖擺；北歐與南歐的優先議題不同，德法的戰略想象與小國的生存焦慮也不同。歐洲內部越分裂，就越無力對外。無力對外，就越依賴美國。越依賴，就越難反擊。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這就是為什麼說，若國際規則被美國掏空，歐洲將是最大受害者：它失去的不僅是某項利益，而是在戰後秩序中賴以存在的權力基礎。

歐洲怎麼辦：幾條可能的出路

假如格陵蘭最終被美國所得，歐盟還將受到“二次重創”。因為不管形式是購買、脅迫還是某種“被迫同意”，其政治效果都會指向同一方向：國際體系的規範底座被公開擊穿。之後，任何國家都不會再把領土主權當作不可觸碰的紅線，而會把它當作強權交易、脅迫與實力競逐的對象。規則不再是共同承認的邊界，而是強者隨時可以抬高或降低的門檻。

對歐洲而言，第一次重創，是規則被掏空，歐洲的制度型權力貶值；這第二次重創，將是安全結構被迫重寫，而歐洲缺少獨立兜底能力。到那時，歐洲面臨的選擇會更加殘酷：要麼接受更不對等的跨大西洋關系，要麼在內部撕裂與成本壓力中艱難追求戰略自主。無論哪種，都意味著歐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下滑。

既然問題如此尖銳，歐洲就必須回答，是任由規則繼續被掏空，還是為規則支付硬實力成本？歐洲至少有幾條可能的出路：

第一，繼續依附美國，換取短期安全與穩定，但接受自身在秩序中的降級；

第二，推動歐洲防務能力建設，形成北約框架下更強的“歐洲支柱”，把依賴從絕對依賴降到相對依賴；

第三，進一步推進戰略自主，在軍工產能、共同采購、快速反應與指揮體系上做出實質整合，甚至探索更嚴肅的威懾能力安排；

第四，在經濟層面強化對美反制工具箱，把市場准入、標准、監管與產業政策戰略化，減少被關稅脅迫的脆弱性；

第五，在對外關系上更靈活地經營多元伙伴，降低單一依賴帶來的結構性風險。

這些路徑各有成本與內在矛盾，但至少說明一點：當規則秩序開始被強權公開掏空，歐洲不能再只做“規則的布道者”，而必須成為“規則的執行者”。否則，歐洲將繼續在象征性的演習與現實的關稅威脅之間搖擺，最終看著自己賴以受益的秩序，被一點點掏成空殼。對歐洲而言，這不是一場道德辯論，而是一場關於自身地位與生存方式的政治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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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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