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 習近平的「三穩」及可能的政策變動

（德國之聲中文網）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對外部環境帶來的改變之大，冬奧會過後中國疫情的泛濫特別是上海兩月的封城所引發的民怨及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之嚴重，都是習近平未曾料到的。這種時局突變帶來中國社會人心和中共高層內部至少是外界想象的某種裂變。

對坐鎮中南海的習近平來說，中國面臨的種種挑戰和壓力最終都會匯集到他這兒，變成對他個人的壓力和危機。有理由相信他這段日子不好過。2020年初武漢爆發疫情後，習遭遇了他上台以來的第一次嚴重的權力危機，現在是第二次。未來幾月，如果內外壓力進一步增強，他又作何選擇，能否挺過危機？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因為中國的重要性，已經大到讓每個人都不能完全無視。

北京當下最嚴峻的挑戰，不是還在延續的疫情，而是確保經濟在接下來的半年，不至於跌得太難看，至少保持全年3%的增速，以穩定社會，避免因經濟的躺平導致在二十大前出現局部或全局性的社會震蕩。

經濟下滑危及政權合法性

盡管習近平依然在強調動態清零的總方針不動搖，不會像多數國家一樣選擇和病毒共存，但抗疫不是中國的頭等大事。當局通過上海兩個多月的封控以及北京對疫情的處理，已經摸索建立了一套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新機制。在動態清零總方針下，經濟被提升到最重要位置。此乃因為，此輪全國疫情特別是上海封控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程度太大，再這樣下去，恐會威脅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造成習的地位不穩，影響二十大召開。

自中共意識形態不再對人民有感召力後，黨把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上。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及普遍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改善確實讓中共得到民眾支持，然而，這種情況在習的第二任期有了逆轉。一方面是長期高增長有一個自然的回落；另一方面是習近幾年采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平台企業、教培行業以及加強監管的做法，損害了資本權益，嚴重挫傷私人投資的積極性。疫情不過是在這個傷口上再撒把鹽，所以資本和企業家在這幾年能逃能走的都逃都走了，經濟在今年上半年的癱瘓，疫情的回潮固是重要因素，但這是一個更為根本的背景。

雖然中國看似很富裕，但是它的人均國民所得遠不像它表面呈現的那樣，很多社會問題包括習倡導的共同富裕必須通過經濟發展和做大蛋糕才能解決。然而經濟沉淪的一系列嚴重後果已經顯現，GDP一季度不達預期，二季度可能負增長，各地財政普遍吃緊，公務員大幅降薪，失業潮湧現，尤其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0%，上海的投資和外貿4、5兩月幾乎腰斬，民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未來失去信心，對習政權的抱怨和不滿在網絡快速發酵，並蔓延到線下，京津等多地大學生出現騷動情緒。所以必須盡快穩住經濟大盤，否則在未來幾月民心很可能嘩變，為不測事件的發生准備民意基礎。北京當局終於明白這一點，4月底著手調整經濟政策，放松對資本的強監管。可資本家信心的恢復不是短期能夠做到的，因為他們尚不清楚這是否當局的權宜之計。

緊隨經濟的第二個嚴峻挑戰，是中國的外部環境繼續在惡化，未來幾月，拜登政府很有可能加大對台灣議題的操弄，誘使習失去定力，從而讓中美的攤牌提前到來。

美中關系在過去一年並未因拜登的上台有所改善。今年2月俄烏戰爭的突然爆發導致中國的戰略環境變得空前嚴峻，雖然北京否認普京提前告知中方俄軍將攻打烏克蘭，可華盛頓沒有因此放松對北京警戒，反而將中俄捆綁，並加大對台灣的支持。拜登5月的東亞行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在亞洲加緊部署多層次的印太戰略，以遏制和圍堵中國。美國務院修改美台事實清單，刪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和不支持台獨的表述，拜登在答記者問時表態美國會軍事保衛台灣，國務卿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講發出重塑中國周邊戰略環境的新冷戰宣言，等等，都讓中美關系變得更為緊張。

美國以台制中

盡管也許在中國的抗議和威脅下，美國國務院重又恢復了不支持台獨的表述，但這個動作恰恰表明，拜登政府完全是從美國國家利益和政黨利益出發，將台灣當作制衡中國的棋子使用，認為有必要用台灣來刺激北京時，就在支持台獨上往前走一步，而假如引發北京的反彈過於強烈會損害美國和民主黨的利益，又往後退半步。這種完全視美國國家利益和政黨的利益與需要而定，會造成當台灣牌有助於共和或民主兩黨，都會爭相打這張牌的結果。

目前美國國內的形勢正對執政的民主黨不利。普遍預計，年底美國的中期選舉民主黨的失敗是大概率的，問題是只輸掉眾議院還是兩院都輸，拜登將會提前跛腳，這會讓他遭遇黨內問責。為擺脫此不利處境，爭取2024年總統大選翻盤，甚至為確保中期選舉民主黨不輸，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發難，讓選情有利民主黨。抗中是兩黨主神牌，共和黨不能反對，只能跟著拜登政府走。鑑於台灣是中國最敏感的問題，在此問題上挑動北京當局的神經效果最好，同時也就意味著最危險。

因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後兩年，北京當局在台灣問題上會遇到最嚴峻的考驗。習會努力避免台海情形失控影響二十大，除非極端情況發生，否則北京當局會言語強硬但行動克制，把雙方的對壘拖到二十大後。換言之，二十大前習會將管控台灣問題作為外交的重中之重，日前楊潔篪和蘇利文的再會談就是對台海危機的管控。然若拜登為救選舉行情拿台灣冒險，習也只能以硬對硬，屆時是否擦槍走火，或引發哪些連鎖反應，對北京當局都構成嚴峻挑戰。

經濟的蕭條和美中台灣博弈加劇，加上疫情時不時搗亂，相互影響並強化，導致各自問題的嚴重性進一步放大，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社會內部特別是中共黨內引發對習的不滿，各種反共和反習勢力在目前這個時刻有某種程度合流的可能。對反共尤其反習勢力而言，現階段是倒習的難得時機，民意和大環境都不利習，因此必須在中共二十大前，阻止他連任，這是留給他們的最後時間窗口。可在習看來，這是一股反對他的潛流，能否挫敗這股潛流，扭轉民意對他的不利評價，成了他的第三道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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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九年，習的反腐、對政敵的政治清洗和對黨的整肅，打碎或者至少攪動了黨內舊的權力結構，一批舊權貴落馬或靠邊站，新權貴把持朝政，這雖然並未為中共帶來進步，可卻使習在黨內和精英階層制造了許多對手甚至敵人。與此同時，習對維權群體、異議人士和民間政治反對派的鎮壓，以及對大資本利益集團的打壓，也為他在黨外制造了大量對手和敵人。這兩股力量的多數其主要目標是要把習趕下台。尤其對黨內政敵來說，習下台，他們可以掌控中共大權。但是北京當局的嚴密控制特別是數字監控技術，讓黨內反對力量難成氣候，當然，部分原因也在反對者自身道德形象差，難得民間響應；反習力量潛在水面下，無人敢公開打出反習旗號，更無一個有號召力的標志人物；反習者之間各懷鬼胎，彼此爭權奪利。故只要習祭起黨的大旗，以黨的名義發號施令，反習者乖乖就範，容易被各個擊破。而民間的各種反習力量，更被當局打得無還手之力。

此種狀況如果不被這波疫情搞得天怒人怨，估計還會持續一段時期，然而當局的清零政策尤其上海封城出現的亂象，將習去年較早控制疫情而建立起的權威葬送掉了，加之經濟一落千丈，充分暴露出習的統治能力低下，以致原先支持他的一些小粉紅現在也覺醒了。種種不滿都指向習，使得黨內外的反習力量看到了曙光，認為推翻習的機會就在眼前。海外反對派抬出李克強，襃李貶習，制造兩人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他們意識到，要反習就需要在中共內部推舉一個標桿人物，而李作為總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相對開明的形象，在中國經濟困難的當口，推李代習是最有可能得到全黨和全社會共鳴的。

習近平權力依然穩固

穩經濟、穩台海、穩黨內，是習二十大前要解決的三道難題。客觀來說，當下確是習的行情低迷之時，不過也要看到，盡管有疫情特別是經濟的陷落、美國的戰略擠壓以及黨內和社會的諸多不滿，習的權威因此受到很大損害，但他對中共的掌控並未受到實質性的沖擊，權力依然牢牢抓在手上。官方輿論一如致往地宣傳他的英明領導，強力部門和軍隊沒有顯示任何異動，二十大前頻繁的人事調動還是在他的主導下，地方的黨代會和“諸侯”照例對他諂媚和喊忠。民間和海外的換習輿情現在看來可能只是一陣泡沫。筆者因而還是維持之前的判斷：習二十大連任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這不表示習沒有危機感，更不等於他可以胡來，當下他每走一步都會小心翼翼，避免踏雷區。習接下來的內外政策，會以二十大為界分兩個階段：二十大前，以穩為主，經濟求穩，社會維穩，外交忍穩，一切以二十大的順利召開為最高原則，為此北京當局在經濟上會放松管控，加大刺激力度，讓經濟在下半年有個恢復性反彈；在外交上，盡量規避和美國發生直接沖突，重點經營周邊和發展中國家，保持周邊環境的穩定。二十大後，習要尋求突圍，打破目前對中共和他本人的不利局面。內政上的突圍將會選在三個方面，一是重新將經濟作為黨的工作中心，一定程度休養生息，減少折騰；二是強化“全過程民主”的宣傳攻勢，宣稱中共民主執政，中國是民主國家，和西方爭奪民主話語權；三是弱化反腐力度，讓官員和衷共濟，集中力量搞建設。外交上的突圍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台灣問題上反守為攻，提出新的對台方略，制定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加強統一台灣的准備和部署；二是和俄羅斯深度結合，抗衡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進逼。

最後，黨內反習勢力成功阻止習二十大連任的概率雖然不高，但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是一個值得觀測的指標。以上海這次疫情的失控造成的後果和惡劣影響言，盡管李是其親信，也不該做常委。習的政敵一定會拿這個做文章，反對李入常。這就看習如何評估。假如他認為黨內反李就是反他，不會退讓，將強行安排李入常；假如他認為不讓李做常委能一定程度平息黨內不滿，則會犧牲李，讓李做他抗疫決策失誤的替罪羊。不管李強如何安排，習很可能在二十大讓出政治局的更多名額，給其他派系，以達成黨內權力的新平衡。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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