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自由世界仍感到恐懼？《經濟學人》全面解析：中共監控海外華人手段

中國移民趨勢自2000年以來迅速成長，目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移民人口約有1050萬。其中許多人相當富裕，在2010年至2019年間，美國政府發放的8.1萬張投資簽證中，有超過70％授予中國富豪。而隨著疫情解封，「潤學」崛起，即使是經濟狀況相對困難的人們也冒險離開了中國。截至2023年，有近5萬3000名中國人在美國邊境被拘留。

然而，在海外不一定能夠擺脫中共的陰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6日以「在中國以外的生活越來越像在中國內部生活」為題，指出自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中共對海外華人移民和留學生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分析指出，中共主要通過三種方式來增加對海外華人的影響力：恐嚇潛在的批評者、進行親共宣傳，以及加強自我審查的壓力。

宋霞（Song Xia，音譯）的經歷反映了這個情況。她在2012年離開上海前往荷蘭工作，期間一直透過微信（WeChat）與朋友保持聯繫，但後來她意識到自己的一些訊息遭到審查。

宋霞並不是她的真名，這位年輕的專業人士既非異議者也不是民主活動家，但仍然擔心中國政府的監視。即使身處西方國家，她也認為自己在公開發言時必須謹慎小心，並且只去她認為「安全」的地方──即沒有中共黨員在場的地方。

恐嚇、遣返潛在批評者

在1970年代中國開展改革開放時，中共當局將海外華人視為經濟投資來源，積極吸引海外華裔學者和企業家回到中國。然而，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對海外華人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於他期望海外華人能協助中共的統戰事業，統戰部的預算和地位也因此提升。

在2015年，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發表講話，即強調「海內外中華兒女」等於「全球華人」的概念，他稱：「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

作為統戰的一環，中共的首要目標是避免海外華人公開批評中國，或讓西方民主思想滲透中國，因此華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審查。該黨慣用直接恐嚇手段針對異議人士和活動家，包括干擾他們的數位通訊、打壓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以及施加人身威脅。

2023年，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揭露中國在53個國家未經許可設立了100多個海外警察局。據稱，這些單位名義上是為了「打擊跨國犯罪」，以及履行諸如發換證件等「行政事務」，但實際上，他們正在執行「勸說行動」，強迫「涉嫌嫌公開反對中國政權的人」回去中國。

跨國鎮壓行動下，許多華人因虛構罪名而被引渡回國，即使是非中國籍的華人。例如，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桂民海在泰國度假時被人帶走，後出現在中國官方電視台上，被稱為「自願回國投案自首」，並在監獄中「改國籍」。中國外交部始終認定，桂民海即使是瑞典籍，也應受到中國法院的制裁，最終由於中國禁止雙重國籍的規定，桂民海在監獄中放棄瑞典公民身分，回歸中國籍。

少數族裔面臨的威脅更甚，在海外也受到中共密切監視，並且經常受到恐嚇。1997年至2021年期間，有超過400名維吾爾人因「莫須有的理由」被遣返中國。

黨就在手機裡：全方位的訊息控制

受到親共宣傳媒體影響的人口規模非常龐大。根據2021年美國社區調查，超過一半的華裔移民的英語能力有限。因此，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在海外也主要生活在中文環境。

為了填補海外華人的媒體需求缺口，據報導，中共2009年分配約70億美元預算來擴大國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政府外宣力量進一步擴大，利用收購、財務優勢和強制手段來影響華文獨立媒體機構的運作。

海外華文媒體因此開始避免討論政治議題，例如西藏或1989年天安門事件。它們強調民主制度的缺陷，製造了華僑社區和接納國之間的隔閡。在歐洲，一些獨立報紙刊登的文章夾雜著中共的外宣內容。在澳洲，過去普遍反共的華文媒體現在對中國領導人充滿讚美之詞。

在美國，華僑家庭的主要資訊來源是電視新聞。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資深研究員庫克（Sarah Cook）指出，親共頻道在有線電視平台上佔據主導地位。「自由之家」審查了三家大型有線電視供應商──威訊（Verizon）、康卡斯特（Comcast）和Spectrum的中文有線電視節目，發現其中大多數的普通話和粵語節目來自中國官方的廣播機構或親共機構。

美國仍存在一些非親共的華文媒體，例如《紐約時報》（NYT）中文網、《大紀元時報》等。然而，在媒體公司面臨廣告收入下降、財務困難的時候，由於中共大量投入宣傳，親中觀點的報導可能會變得越來越突出。

數位時代，中共試圖影響的範圍不僅限於海外華人閱讀和觀看的內容，還包括他們在網路上的社群互動，其中最常見的方式是透過微信。資安研究機構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表示，微信不僅對中國境內用戶進行內容審查，同時也在隱密地監控海外用戶的通訊內容，海外用戶群組內部傳送的政治敏感檔案與影像也會受到偵測，用來補強其國內政治審查資料庫。

海外留學生、華人被迫「自我審查」

有十分之一的海外中國人是在學留學生，中國的干預之手也伸進海外大學校園，例如中國教育部收緊了6.5萬名學生的留學獎金與補助規範。

根據英國非營利研究組織「英中透視」（uk-China Transparency）的報告，自2019年起，中共當局要求留學生「支持黨的領導」，有時甚至要求他們冒著透露機密訊息的風險，提供自己研究的技術細節或同儕獲得的專利。如果留學生違反獎學金規定，或者「從事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那麼他的家庭將必須償還相應的費用。

不僅公費留學生，全球各地的中國學生都受到監視和影響。在海外大學校園設立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簡稱「中國學聯」，CSSAs）提供機場迎接服務和幫助開立當地銀行帳戶等服務。然而，在習近平任內，這些中國學聯大多與中國使領館有聯繫，並且其運作預算也大幅增加。

因此，在一些外國校園內，可以發現中國學聯也發揮著政治作用。2022年北京冬奧會之前，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國學聯要求大學當局「嚴懲」張貼新疆和香港人權侵犯事跡的學生。眾所周知，中國外交官也會設法干預其駐在國的校園。

有時，中國網友和官方媒體也會警告留學生不要在海外做出「越界」行為。「自由之家」高級研究員王亞秋表示，國家經常提醒海外的中國學生，他們在國外的生活不是永久的。根據自由之家於1月31日公布的報告顯示，在西方校園中支持國內白紙革命抗議的一些中國留學生，隨後受到了中國當局的騷擾，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也受到施壓。

海外華人學者，特別是那些在中國工作的人，即使他們並非在中國出生，也受到了中國統戰與審查的影響。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曾銳生（Steve Tsang）表示，中國將簽證發放當成一種「武器」，被視為批評者的人可能會發現他們在中國的研究機會受到限制。

這一切導致海外華人被迫自我審查。中國學生在海外的自我審查行為，在多個國家的大學校園中都有所體現，他們可能因為害怕後果而不願在課堂上發言，或者要求避免與其他中國學生一起上課。也有一位在佛羅里達州任職的學者表明，一旦他不再需要顧慮返回中國探望家人的問題，他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

對比印度裔，華人因統戰受到質疑

中共對海外華人的統戰政策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也使得這些國家境內產生了對華人的猜疑和種族主義。與印度僑民相比，中國僑民在西方國家商業和政治領域的成功程度顯然較低。儘管這兩個亞洲族裔移民群體都富有且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在新的家園扎根。

舉例來說，一些中國出生的企業家創辦了一些知名公司，如Zoom、NetScreen和WebEx；但在經營大型企業方面，印度裔人士的成就更為突出，他們經營的企業包括Adobe、Alphabet、微軟等公司。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彭軻（Frank Pieke）表示，矽谷公司可能會直接從印度招聘領導職位，但通常不會從中國這麼做。

海外華人在投資外國企業方面也面臨著許多障礙和質疑。基於國家安全因素，他們的投資容易受到歐洲和北美政府的嚴格審查，而相對地，印度裔人士相關的交易引發的擔憂較少。

2018年，美國司法部推出了「中國行動方案」，旨在壓制中國對美國學術界和商界的間諜活動。該方案在2022年被終止之前，有150多名學者被美國司法部指控，其中約90％是華裔。儘管只有少數人被判有罪，但許多華裔研究人員因擔心引起懷疑而停止申請工作或資助，甚至離開了美國。

在政治方面，中國政府鼓勵海外華人參與地方和國家政治，然而在歐洲任何地方，較少見到民選的華裔政治人物，美國眾議院也僅有1名有華裔議員（印度裔有5名）。相較之下，印度裔人士已順利在美國、英國、愛爾蘭和葡萄牙競選與擔任高級政治職位。（推薦閱讀：步恒大後塵？碧桂園遭債權人提清盤呈請）

西方政府過去期待，當越來越多中國人接觸西方社會之後，能夠在中國引發民主變革。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相反的，黨對海外華人的控制抑制了華人在西方的發展機會，華裔身分容易被視為可疑的中共代理人。中共的統戰行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惡性循環，導致華僑群體變得更加封閉且不信任當地政府。結果可能是，一些海外中國人被推回到黨的懷抱。當然，這正是黨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