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歧視還是太政治正確？當偏見爭議搬上社群論壇，當代有變得更友善嗎？

• 關於歧視，社會有變得更進步嗎？根據 Facebook 的資料顯示，人們對於歧視議題的討論持續增加，關注度也逐漸提高，然而，過去 10 年社群論壇上的歧視事件未減反增，部分群體仍然時常被使用貶低性標籤代稱，或在討論時與負面標籤相互連結。
• 倡議團體觀察，社群平台讓歧視的傷害性更沒有邊界、且容易反覆發生，但即時性的交流也能讓不同意見的人們快速對話，相較過去單一資訊來源的環境，提供更多元的視角想像。
• 近年歧視爭議頻傳，政院即將為反歧視法（平等法）草案舉行公聽會。有人認為群體權益的保障刻不容緩，但相關法令的定義與審查仍然受到質疑。
• 過去經常被質疑踩紅線、甚至被批評為「歧視製造」的喜劇創作者，怎麼看待被貼上負面標籤，以及未來可能上路新興法令所帶來的影響。

如同 Savungaz 所說，資料顯示，過去 10 年歧視事件並未減少，不只「瑪麗亞」與「番仔」，許多族群仍脫離不了社會對他們的歧視稱呼。

除了重現社群媒體的歧視文章，READr 也採訪多個倡議團體，一窺網路社群的討論對於族群去污名的影響。當這些言論看似成為紅線禁忌，經常被批評「越線」的網路創作者則抱持著不同的想法。

過去 10 年在 Facebook 上最受到關注的歧視議題，以性別類型最多，幾乎每年都會發生涉及刻板印象和霸凌特定性傾向的爭議事件，例如 2019 年世新宿舍霸凌案，受害學生的影片引發外界關注，又或是 2022 年一位跨性別者應徵百貨公司櫃姐遭拒，事後勞動部依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開罰 30 萬。

值得注意的是，在 67 起性別歧視事件中，有19 起是政治人物的言論引發的，常受到歧視的政治人物如陳菊。如 2019 年臺北市長柯文哲批陳菊是胖版韓國瑜，或 2022 年民眾黨發言人楊寶楨、黃瀞瑩暗諷「大菊為重」，此番言論都被外界認為具有歧視意味。其中，年代主播張雅琴為此痛批楊、黃「花瓶真的很殘破」時，也被認為涉及歧視。

近幾年，「物化女性」和「性意味標籤辱罵」的案件討論愈來愈多。例如，去年民眾黨造勢請來空服應援團，遭婦女團體譴責是在物化空服員。與此同時，柯文哲及民眾黨受到歧視批評，也有部分網路言論稱白營支持者為「行走的避孕器」，這個用詞也被認為同樣是再製了性別歧視。

除了黨派之間的政治衝突外，在許多指標事件也發現，民眾或民間組織之間常因為意見不同，衝突或爭執時出現以歧視言論羞辱或謾罵彼此的狀況。例如 2015 年廢死聯盟前往法務部抗議槍決時，反廢死人士也到場嗆聲，大罵「你被強暴時再講理」等字眼。

有時在校園或職場等上對下的環境，也會看到性化進而羞辱對方的案例。例如 2021 年莊敬高職董事長王傳亮，週會發言要求學生不要著便服、蹲地，稱「會蹲在地上的只有難民、乞丐、賣淫的女子在那邊給人家選的，你要做這種人嗎？學生穿布鞋男生就像酒店代客泊車的，女生就像賣檳榔的，賣檳榔還要穿高跟鞋」，更對扣子沒扣好的女學生訓斥，「「扣子扣好，你是懷孕了嗎？還是肚子太大？」

事實上，在臉書論壇的資料顯示，稱呼性工作者的「妓女」等相關歧視詞常被用來連結負面標籤，出現在性別歧視的討論中。

不只是性別歧視，過去受到大眾關注的歧視事件中，階級與族群歧視也經常交織發生，尤其容易出現在跟外籍移工有關的討論，移工常因宗教習俗和刻板印象受到誤解或批評。

例如，2018 年屏東出現一件烏龍報案：一間食品加工廠被周邊居民偷拍影片並檢舉移工聚集吃狗肉，縣府動保處前往勘查，發現是檢舉民眾將員工旅遊用餐的豬肉食品認定為狗肉，員工出面回應時，批評：「還有人要我們的移工去死⋯⋯這就是根深柢固的歧視！」

這些案例凸顯出，反覆發生的歧視事件，也會對當事人造成實質性的傷害。相較行為上的歧視，目前各領域多有反歧視條款初步防範懲戒，除了常見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從交易行為、醫病護理、就業職場、通訊傳播、政府採購等相關法律都有設立反歧視行為條款。

有些爭議最終進入訴訟或制度內獲得救濟。但也有不少事件，即使涉及不當稱呼引發爭議，但沒有適用的管道或法律可以申訴，風波一過，沒多久討論聲浪就在社群平台上消聲匿跡。其中又尤其言語歧視是否能由制度介入，至今也未有定論，有些人主張言論自由不應剝奪，有些人則倡議儘速立法確立平等精神。

大眾仍習慣在日常環境中頻繁使用這些被認為帶有歧視用語的詞彙，透過最常提及的負面歧視稱呼聚焦到五大群體：除了性別以外，還有原住民、移工、障礙者、精神疾患，在看似友善的今日，他們仍努力撕下大眾對他們的負面標籤。

擺脫負面稱謂的路上，原住民走了最遠也最久。但截至 2024 年，也就是原住名正名的 30 週年，每年仍出現至少數百則提及「番仔」的臉書文章。

「網路造成的社群效應，反而讓整個歧視的效果或發展愈來愈猖獗。」Savungaz 提到，網路看似讓人們的交流更加即時密切，其實不然，「當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要看著對方的眼睛、罵你烯環鈉（死番仔）的時候，人們可能會退卻，⋯⋯可是社群平台讓大家失去了這個距離。失去了人跟人的認知。」

她認為，網路模糊了人與人的認知界線，人們不把網路後面的身份當成真實存在的人，也忘記自己無論在匿名或是實名制的環境裡，都需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這些帶有直接惡意或間接歧視的話語，卻會隨著社群分享的功能持續擴散，影響每一個看到的當事者。

「這種創傷，它是會影響一整個群體。」Savungaz 進一步指出，透過社群平台回顧、轉貼，「就算是十年前的事，再看到第二次，我還是會感到受傷，喚醒的創傷記憶會重複在很多個體的生命當中，對某個看到的人，造成持續性的影響。」

她分享，同事曾收到學校通報 10 歲小孩在班上和同學打架，老師說：當孩子向大家自信地介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對方卻一直叫他「番仔」，說「阿嬤說原住民就是『番仔』」。即便 10 歲孩子其實還不完全明白這個詞的意義，還是感到不舒服。

她指出，小孩在學校的遭遇正顯示出歧視複製的問題，然而在這些問題還沒被解決前，隨著歧視事件發生，這些負面經驗會在社群平台助長下一次被觸發。「政策推動（反歧視）可能需要 10 年，但在這 10 年之間，還是會有人受到傷害。」

連正名入憲近 30 年的原住民仍如此，更不用說其他群體所面臨的處境。

「有時，是人們普遍不瞭解，不喜歡，才對他們有點恐懼。」長期致力於移工權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陳秀蓮指出，很多歧視源自於深層的恐懼，「講真的，可能這世界上沒有不歧視人的人，⋯⋯只是對方是誰，以及那個（驅動）歧視的恐懼有沒有被勾起來而已。」

移工在臺灣的生活伴隨刻板印象和偏見，經常讓他們面臨許多誤解。例如，有人認為他們都會食用狗肉，或對開齋節時他們聚集在臺北車站提出批評和質疑。

隨著諸多歧視事件頻繁發生，也讓「外勞」一詞常被不當地連結到刻板印象與負面標籤。政府單位近年來為此開始積極宣導改稱「移工」以改善歧視現況。

例如 2019 年最高檢察署發布的內容指出，「外勞」原為外籍勞工的簡稱，但考量到這個詞彙長期遭標籤化及污名化，開始帶有歧視意涵，為表示對外籍移工的肯定與尊重，參考民團及各國慣用語，建議民眾使用較具友善性的「移工」來稱呼。

但陳秀蓮認為，即便政府宣導改變稱呼，無論是「外勞」或「移工」，貼在這個群體身上的歧視問題仍沒有被解決。

不只是誤解導致的差別待遇，歧視有時也被隨著恐懼、不安，甚至相對剝奪感而來。

例如 2023 年底，有報導指出臺灣與印度將簽署勞務合作備忘錄，將新增印度為移工來源國，引來部分反對聲浪，其中一項主張以「印度性侵頻傳」後引發爭議，這個事件三個月內在臉書上有超過 900 則貼文分享討論。

陳秀蓮指出：「剛好臺灣才經歷了大規模 MeToo 的風潮，大家對性、對於身心被侵害的恐懼才被勾出來。」她提到這波討論讓她回想起 30 多年前，臺灣剛要開放以製造業為主、也就是以男性為主的外籍移工時，社會也曾掀起一波是否會危害臺灣女性安全的討論。

她提到，很多對移工不利的偏見常來自雇主或仲介。例如有些雇主團體會說移工「來臺灣勾引臺灣男人，破壞雇主家庭」、「每天都在滑手機，過那麼爽」，並連結對移工權益的質疑「為什麼還要給勞工權利，還要給他們基本工資」。

但陳秀蓮也解釋，這些負面評價也有背後的結構衝突成因，如長照制度不完整，對於現有制度不滿的大眾無處發洩，才會轉嫁到移工身上，「例如他們需要請看護，可是長照爛透了，請外籍家庭看護工還要有基本工資、有加班費，一個月要多花七、八千塊的錢；對方如果要求休息日，如果雇主是重症病人，那是不是還要額外請別人來照顧？」面對這些困境，「他的內心可能就充滿很多憤怒。⋯⋯但你要他（雇主）去罵政府？他可能也沒有能力，所以就罵罵外勞、罵像我們這樣的團體。」

而重複傳播的偏見也會造成危害。對移工的刻板印象，加上許多新聞案件的不當連結，也使得不當盤查、過度執法事件頻傳。例如 2023 年 7 月，一位 17 歲少年在種田打工返家的路上，被警方誤認為是「逃逸移工」追捕，結果撞到耕耘機，頭部受傷縫了 17 針。當時 TIWA發表聲明指出：「除了檢討警察體系，我們也必須指出這件事情反映的是更大的結構問題：錯誤的移工政策、查緝專案、力拚績效的警察、對移工集體的歧視，共同導致了這樣的暴力事件發生。」

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歧視導致的案件引發了更多討論，面向也更多元，她特別提到，像是 2017 年過去追捕案件的代表案件阮國非案，讓她看見支持移工權益的人，在過去幾年反而有所增加：「罵的人還是當然很多，可是也有更多支持者出來、在底下回覆並對話，⋯⋯以前幾乎不太存在這種的。」

「一些事件發生後，才有機會討論，讓大家去想這個族群為什麼會這樣。例如漁工在海上的生活是這樣，例如看護工跳樓自殺的案子，原來他們的工作環境這麼惡劣。」陳秀蓮認為，當代社群媒體也讓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交流速度更快。對話的群體變大了，資訊來源也更多元，幫助大家理解移工的處境。

陳秀蓮提到，儘管社群平台匿名性很強、成本低，而且幾乎不用負責任，這些特點常為人詬病。但她認為不管好的、壞的留言，都打開了一個對話空間。「當大家點開臉書貼文，下面各種有的沒的留言，無論你支持反對與否，都還是可以從中得到不同資訊、或看到不同角度。」

她坦言，畢竟新聞落幕，焦點也會轉移到別處，如果讓大家更有興趣去搜尋其他資訊，或就只是留下一點關注，「重點是這些有沒辦法在你內心落下一顆種子。」

除了針對不同族群的歧視爭議外，資料中還可以看見有 27 個與疾病相關指標事件被討論過，其中多半發生在身心障礙者、身患疾病的民眾消費或求職時遭受不當對待。

「一個議題能夠被公開地被愈來愈多人討論，才越來越有機會破除污名這件事。」伊甸照顧者專線督導、致力於精神疾患去污名的心理諮商師陳建豪提到，許多議題面對的偏見背後，是大眾的無感，「因為與我無關，所以不在意，不接觸，所以不了解，所以才有了偏見。」

「從小到大，我們跟障礙者的接觸的機會實在太少。」同屬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實務研究中心研究員游明蒼舉例，「回想一下，從小到大，你身邊朋友或同學使用輪椅的人數多嗎？其實這些接觸經驗，也跟教育環境或職場友善都有關係，制度出現了無形的隔離。」

「所以不能怪民眾對他（障礙者）不友善或敬而遠之，而是因為你從小就跟他距離很遠。那這是環境的所造成的結果。」游明蒼表示，有些年輕的障礙者開始用 YouTube 或 Instagram 分享個人經驗，例如椅人、雪莉、左邊女孩等，過去因現實條件，普通人很難瞭解障礙者的生活，但現在社群平台上的照片和影片讓他們重新被大眾看見。

但社群平台帶來的影響有好有壞。例如 2022 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威爾・史密斯的「巴掌事件」，當晚臺灣喜劇演員曾博恩臉書發文，暗諷即使暴力行為不對，仍然有人覺得「威爾・史密斯打得好」、「揍亂開玩笑的喜劇演員讓人感到大快人心」，但這篇文卻因無預警指涉到障礙者引發風波：

⋯⋯因為雖然打人不對，但只要對象講了什麼令人不悅的，揍起來大家還是覺得大快人心。

看到大家風向這麼一致我就好欣慰；民風已開，什麼比例原則都不重要。

「如果你說話不好笑，聽的人有權賞你耳光」只是不知道被賞耳光的人有沒有權利打回去就是了。

Will Smith 這一拳，讓大家都知道玩笑絕對不能亂開，不然真的會被揍。我認為Chris Rock今後應該也會謹言慎行，只開沒有雙臂的人的玩笑。

「這個地獄哏用了所謂沒有手的障礙者。有些人看了很開心、有人認為這是歧視、也有人覺得這沒什麼嘛『他們就沒有手啊』⋯⋯」他提到，當下引發了很多討論，例如障礙者可不可以被開玩笑，有些人認為身體健全的人這麼說令人不舒服，有些人認為如果換成私底下或親近的場合可能就沒有什麼，「後來擴散度更大的，就是《賀瓏夜夜秀》上王志安的發言。」

游明蒼提到的，是在近三年中歧視指標事件關注度最高的——喜劇節目《賀瓏夜夜秀》的段子，後續引發對障礙者歧視與否的討論。

陳建豪分享，過去接觸一般民眾、疾病照護者、或是經常接觸精神疾患的專業工作者，無論是誰，都需要更多元的觀點，「即便是專業工作者，也不一定會對疾病議題有比較好的理解，但他們的話更有影響力，傷害也可能更大。」他也澄清，這些背後並不是要求每個人在跟障礙者互動時什麼玩笑都不能開，「而是在什麼樣的場合、周遭的人是什麼樣的狀態、這個詞彙的意義，讓大家逐漸意識到這些事，慢慢建立敏感度。」

他說：「這些都是回到很個人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貢獻或者做一點點的事情，有充分的時間，影響我身邊跟自己關係比較好的人，⋯⋯當你聽到身邊，有一些歧視性的語言的時候，你怎麼樣有機會能夠跟他好好對話。累積下來我會覺得更有影響力。」

在臉書上經營「談權說礙」粉絲專頁，游明蒼分享道，過去分享各種身心障礙政策、新聞，如障礙禮儀的主題分享就很受歡迎，「起初設定只是一個小小的技巧指引，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跟障礙者互動，可以注意哪些點。⋯⋯沒想到它的迴響比我們想像得大。」

他舉例，對坐輪椅的人來說，輔具就是個人空間的一部分，要尊重他的身體、他的輔具。「當時印象很深刻，就有人 tag 自己的朋友說，『看吧，你不要再碰我的輪椅了。』」游明蒼坦言，這些沒有一定的標準，就像朋友之間互動，有時也會逾越彼此的界線，「最後其實就是回到對一個人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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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豪指出，有時候雖然是偶發的社會事件，在媒體渲染下可能會引起恐懼，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情況並不常見，「去污名的重點是如何讓這個議題，回到跟我們每個人有關。」

他舉例，每個人多少都受過苦，這個經驗離我們就不遠，「只是有些人的痛苦或許比較沈重、比較巨大，累積下來壓垮了一個人。」陳建豪提到，當人們覺得一件事跟自己有關，他們就會愈來愈在意，進而想要接觸相關資訊，「從這些經驗，再推展到可以如何理解這樣的人，甚至他們可能就在我們的生活中，可能是親朋好友、宿舍的同學、同事，其實離我們很近。」

「對於臺灣社會來講，歧視傷害是不被重視的一種傷害，⋯⋯大家會覺得我歧視你到打你一拳，那才是歧視傷害，但其實國內外有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言語歧視造成的傷害，它非常幽微、但效果是非常長期的。」Savungaz 指出，正因現有制度沒有相對應的積極手段，這些痛苦經驗才沒有被重視。

「這些歧視，會在一個人成長歷程或是追尋自我認同的歷程中，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不只是個人，而是作為一個群體，可以受到保障。」她提到，以往歧視言論大多針對特定單一對象謾罵，當事者才有機會出面提告，但未來如果導入群體權的概念，即使有任何一個人在公共領域歧視原住民，作為群體的一員也能有應對措施。

2023 年臺灣校園內連續發生了烯環鈉、火冒 4.05 丈、臺大經濟系不尊重原住民、女性及性少數等歧視性爭議事件。同年 5 月，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就有人提案，「阻止『烯環鈉』事件重演，加速設立反歧視專法」。部分學者與民眾倡議臺灣應設立平等法（反歧視法），盼建立制度防範相關歧視事件再度發生。

今年 5 月，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推出了《反歧視法》草案，目前全國 4 場分區公聽會（北部場、中部場、南部場、南部場）已辦理完畢。草案將公告到 7 月 1 日，由行政院修正後送立法院審理。

前立法委員尤美女指出，如《反歧視法》這類綜合性的平等法是為了解決過去未能被涵蓋到的範圍，過去幾屆也曾討論過，針對歧視行為的定義、涵蓋哪些範圍，「尤其對於某些群體造成傷害的行為，它應該被糾正、也需要負擔損害賠償的責任。」

行政院人權處在公聽會上也解釋了因為現行法規不足，需要訂定歧視法的四大原因：現行法律對歧視定義不夠明確、部分禁止歧視領域不完整、缺乏不構成歧視的例外規定、欠缺民事損害賠償機制，讓受歧視者難以獲得實質損害補償。

現行公告《反歧視法》草案§2

一、直接歧視：基於受保護特徵對特定人為拒絕、禁止、排除、限制、區別等不利差別待遇。

二、間接歧視：與受保護特徵無關之中立措施或行為，使具受保護特徵者，實際上受有不成比例之不利差別待遇。但該措施或行為有正當理由且必要者，不在此限。 拒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提供合理調整者，為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

現行公告《反歧視法》草案§3

本法所定受保護特徵，包括種族、身心障礙、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及其他法律所定禁止歧視之特徵。

本法所定種族，包括種族、膚色、世系、原屬國、民族本源、原住民族。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之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影響其活動及參與社會生活。

本法所定性別，包括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及性傾向。

基於懷孕、分娩或哺乳之歧視，視為基於性別之歧視。

部分支持立法的團體在公聽會中提出建議，希望加強申訴管道、放寬團體訴訟門檻與資格，以及著重社會溝通責任。例如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小齊指出，希望可以更強化歧視的明確定義，除了可以避免人民的恐懼，也有利於大眾的平權教育，「過去幾十年來的相關案例也可以做成教育手冊，有相關的教育訓練，打造友善包容共榮的環境，這才是更好的。」他也認為，沒有經驗的整理，社會大眾對於歧視冒犯的言論沒有自覺，往往就會在特定事件發生後，立場流於二元對立，失去對話空間。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秘書長張朝祥也分享，過去他與澳洲國家人權會交流時獲得的經驗指出，比起直接仲裁處分與賠償，澳洲更著重調解，「不只是針對歧視行為人調查，也會調解與協調，瞭解彼此雙方為什麼會有這個歧視案件⋯⋯投入人力了解人民的想法。」才能實現推動《反歧視法》的用意。

台灣原住民族青年公共參與協會提到，不針對特定個人的「群體歧視」言論，仍沒有明確規範訴訟資格還有救濟管道。除了重申歧視的傷害性，他們也指出現行團體訴訟的門檻過高，「我們的部落雖然不是法人，可是也有些明確運作的組織，例如原住民相關登記立案的協會，希望也應該有這樣子的資格，納入可提起訴訟的對象中，而不受（法人）設立需超過三年或資本額門檻所限制。」

但也有部分團體提出反對意見，主要針對侵犯言論自由、舉證責任落在被歧視行為人身上以及濫訴危機。例如台聯黨主席周倪安認為，《反歧視法》將對臺灣社會和言論自由造成潛在影響，更呼籲停止立法流程，「一個濫訴的社會，每一個人都會是受害者」。她指出，過去公然侮辱罪在判決中已經難以定論，再加上概念不明確的「歧視」，可能為導致濫訴增加司法成本；同時，舉證責任倒置，可能製造特權階級，服務「想像中的被害人」的法律。

展翔協會退休樂活團代表張瑩發言時強調，自由與平等是重要的人權價值，但現行已有部分法律積極保護某些對象，現在還要繼續增加保護特徵與類別，「為何不在原有法律架構上修法，而要所費不貲的再立新法？又並非人人平等的立法。」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丁雪瑩也補充道，《反歧視法》實際上只保障了某些特定族群，不符合當初制定綜合性平等法的初衷，國外也發生過許多因為《反歧視法》造成的不合理案例，例如有教授不願以其他代名詞稱呼跨性別者被判定歧視、或是引述愛滋數據時被砲轟歧視，「《反歧視法》將造成寒蟬效應，個人連依據良心陳述事實的自由都被剝奪，敏感議題將沒有人願意發言，如同白色恐怖，社會將停止進步。」

公聽會現場也有如內政部、教育部等人員與會，紀錄或回應現場民眾的提問。人權處也補充，針對線上意見以及公聽會意見，未來會再彙整各類問題，例如增加對租屋權的適用、如何防範國外執法不當案例、網路平台言論是否能適用等，人權處會再跟各部會討論來調整條文。

在 READr 蒐集歧視討論的 184 件指標事件，除了新聞內容提及的社會性歧視與校園霸凌事件，過去三年每年大約有 3 到 4 個事件涉及「內容創作者」引發的爭議。包括前述提及《賀瓏夜夜秀》來賓發言引起的上千則討論，以及電影、YouTuber、喜劇和歌手創作中，涉及歧視的問題。

特別是過去幾年，關注度逐漸成長的單口喜劇（又稱站立喜劇，Stand-up comedy）。例如 2021 年，國民黨立委林思銘質詢時引用喜劇演員龍龍的段子「客家男友摳到爆」，批評這段表演強化了客家族群「節省」的刻板印象，指責客委會「放任網紅大肆開客家玩笑」，要求積極糾正這樣的歧視行為。

這樣的案例不只發生一次，2023 年臺大經濟系學會爭議發生後，薩泰爾及喜劇文化也多次被作為批評對象，曾在夜夜秀擔任單元主持的喜劇演員酸酸，也發文回應：

以開玩笑之名行歧視之實，絕對不可取，也不好笑。 但把學生個人的仇恨言論行為歸咎於喜劇演員以及脫口秀文化，也有點過份了。 這就像有人在公共場所亂噴很醜的漆跟髒話，你要去怪畫廊？ 這就像你鄰居卡拉OK開大聲鬼吼鬼叫大走音，你要去怪演唱會跟歌手？ 或是有人犯下傷人案件，你要去怪有任何暴力鏡頭跟犯罪情節的影視作品跟遊戲？ 請不要什麼歧視都推給開玩笑，請不要什麼開玩笑都推給喜劇演員。——酸酸 吳映軒（2023-05-21）

臺大經濟系學會事件一年後，當社會逐漸為言論劃上紅線，反歧視法公聽會開跑，喜劇演員們如何看待社會長期的批評，以及立法後可能帶來的影響？而關心社會議題的喜劇觀眾，又如何看待喜劇演員被指涉為促進歧視者的罵名？

受訪的喜劇演員們都提到，喜劇有時為了能提供新奇多元觀點，透過包裝技巧轉化悲劇，一次次嘗試也會有失誤和犯錯。而面對大眾輿論，部分喜劇演員則多認為促進討論、進而找出社會的界線不失為一件好事。

「喜劇通常需要一個跟大家不同的觀點，比較有機會探索到好笑的東西。⋯⋯那的確你的切角，是不是有傷害性更低的方式，這或許就是技巧的問題。」2022 年卡米地站立喜劇爭霸賽冠軍、喜劇演員藍恩則指出不同段子有不同的包裝技巧，例如有時是透過演出一個混蛋角色，然後讓大家嘲笑這個喜劇演員。

「處理爭議題材就是高風險的東西，就跟投資一樣。報酬很高，你才會想去挑戰這個題材，我可以理解有些人喜歡往這些爭議性或高風險的題材前進。」但藍恩也認為，當創作者享受這些題材帶來的關注，也需要承擔被批評的風險。

藍恩也坦言，每個喜劇演員對不同議題的背景知識也不同，他以精神分裂更名為思覺失調為例，「如果他的認知還停留在五年前、十年前。他可能會犯錯。」同時，喜劇演員的演出內容有時也反映一部分社會大眾的想法，代表社會上仍有人抱持著這樣的認知或偏見，「但我們是不是不允許喜劇演員有犯錯的空間？」

問及是否擔心立法後的影響，臺灣第一間喜劇俱樂部創辦人、被譽為喜劇教父的張碩修直言，「先進國家也有所謂的 Hate Crime（仇恨犯罪），如果臺灣也有了這樣的法，怎麼定罪和怎麼辯論，其實才是最好玩的。當一個喜劇演員被告上法庭，整個社會怎麼對此進行辯論⋯⋯我還滿期待的。」

他認為，過去創作難免會挑戰當下社會的底線，例如色情文學，例如過去被認為傷風敗俗的裸露，接受度這幾年也逐漸提高；而喜劇所呈現的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災難、地震、仇殺、疾病、植物人，「因為人生會發生這些事，所以他自然可以去處理這些題材，往後才是細節，該不該做，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切入？再來是你做得好不好，觀眾可不可以接受⋯⋯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批評他的作品，把他罵死都無所謂。」

創作者挑戰爭議題材，除了會被貼上負面標籤以外，有時甚至會面臨被撤資、撤贊助的處境。例如夜夜秀團隊一事延燒，在大眾輿論壓力下，參與贊助的廠商最後也向大眾致歉並選擇終止合作。

藍恩認為，目前所謂的制裁機制，包括取消工商合作，都是可採用的做法，「但問題是你受到什麼樣的懲罰，應該是跟你犯的錯誤成正比，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態，但現在缺乏一個基準，讓大家（輿論）隨時隨地都想要啟用這個武器。」他也直言，當社會存在的刻板印象，因為喜劇演員的演出被關注到了，「我們有沒有把足夠的聲量放在對的地方？」

話鋒一轉，他認為炎上爭議不全是壞事，它會讓社會對開玩笑的界線更加清晰，也會隨著事件不斷調整，「未來想越過線的人就會更深入思考，現在要跨過這條線，我有沒有準備好承擔風險？」

「有些段子，我也覺得如果傷害到人了就該道歉。」Dcard 喜劇板板主、卡稱「慶記市小公主 👑」 邱詩婷這麼說。她在立法院擔任法案助理，平時關心族群保障和立法議題，但同時是喜劇愛好者的她，同樣會接受到外界對喜劇的批評，「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不能接受一些段子。」她坦言臺灣喜劇還不算是一個很成熟的階段，「可能演員自己都還在嘗試社會的接受度。」

她以陳俊翰事件為例，作為觀眾，在 YouTube 直播的當下並未察覺到王志安諷刺的對象。但是當有人點出這件事可能構成歧視、話題也持續延燒，確實也影響到當事者，她認為道歉是適當的處理方式。然而得知薩泰爾已和陳俊翰聯繫並道歉，她覺得這已是對表演負責的行為，至於社會上後續的影響，則是另一回事。

「如果今天不是在一個封閉場合表演，演員就是要在公開場合講這種（爭議性的）段子，或是透過影片傳播出去，它就必須要承擔社會對這個笑話接受度，⋯⋯那如果可以接受，一直被炎上道歉、炎上道歉、炎上道歉，那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她分享，自己過去也有朋友批評喜劇演員「講話怎麼可以這麼充滿仇恨、不尊重人」，作為喜愛喜劇的人，她也會試圖透過溝通了解對方的感受，或是補充她自己所知道的脈絡，「如果交流過後，她還是不認同，我也會覺得可以尊重。」

「提出來反而是好的，可以讓這個創作者知道說『原來有些人會感到不舒服』，對整個環境會是一件好事。」邱詩婷也認為，有批評的討論也是正向的影響。「網路或是現實，我覺得那都是我們的生活場域，互動過程中，本來就是大家的集體意識會決定生活場域會變成怎麼樣，或是往哪個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