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雕塑與花束的陰影裡：談「2025台北雙年展」中那些不太smooth的思慕
2024年在台灣上映的紀錄片《蘇維埃巴士站》（Soviet Bus Stops)，是導演暨攝影師Christopher Herwig追尋前蘇聯公車站台建築的奇幻之旅。Christopher的旅程始於蘇聯解體10年後，所到之處多數荒蕪，一些站台已無人使用，但那些處於日常之中卻超脫日常、且有別於同代美學的建築，仍能讓人眼前一亮，且不免想像：是誰建造了他們？為何要建造他們？
當導演帶著這些問題，將特異建築再現給觀眾，作為觀者，我又被帶到一個新的問題跟前：10年、20年、50年後，若這些磚瓦仍以昔日型態參與人們的生活空間，他們的意義會如何磨蝕與變形？鐫刻在內的政治語彙，無論是主旋律還是反動的，若有一日將被消解或轉遞，那會是以怎樣的方式？
當我在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中，看到藝術家伊凡娜．巴希奇（Ivana Bašić）的裝置作品《靈變》（Metanoia, 2025）時，忽然得到一個（無法稱之為答案的）答案。
《靈變》的本體是一組戶外作品，以南斯拉夫紀念碑Spomeniks作為靈感，在雕塑中間架起以金屬與半透石膏製成、形同種子或心臟的內核，再利用賽車排氣管、氣動電路系統等，串連起散落在主裝置周邊、貌似異星昆蟲的裝置。當遠處的氣動裝置開始運作，氣體經由管道輸送至內核，也同時抵達三隻「昆蟲」的體內，氤氳充滿半透明的吹製玻璃內部，散去時還在表面留下淺淺一層水珠。
如同藝術評論家鄭安齊在《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一書中，討論德國20世紀初以降的「紀念碑」，以及這些物件對於形塑歷史記憶的媒介功能，1950至90年代，為了紀念二戰受難者、以及戰爭期間抵抗入侵的歷史，南斯拉夫興建了大量紀念碑。這些帶著粗獷建築風格的紀念碑在歐洲各地流佈，Spomeniks也有著相近的美學特徵，無論何時何地見到，這些建物都相當顯眼。
而《靈變》的主體裝置，正正令人聯想到1966年建於克羅埃西亞的Stone Flower ──這座紀念碑，是為紀念二戰時間亞塞諾瓦茨集中營（Logor Jasenovac）的死難者而建立。建造者Bogdan Bogdanović自言無法從罪惡中取得靈感，因此以柔和線條取代對恐怖記憶的復現。
然而恐怖並未就此結束。在查找Stone Flower的資料時，赫然看到一張拍攝於1990年代的相片。亞塞諾瓦茨集中營遺址，成了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其中一片戰場，舉槍的軍人、硝煙，與遠處渺小的Stone Flower紀念碑，構成了瘡疤再揭的時代。這也是巴希奇成長的年代。在訪問中，她曾提到過有關戰爭的記憶：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她曾與家人在防空洞中躲避長達78天，那也是她對於肉身微脆、消亡最近的最初感受。
政治帶來的創痛，總是不停迫近軀體，甚至改變了人對於身體的自覺。同期展出的作品中，可以更清晰見到肉身的搖搖欲墜：《我曾見證世紀與廣闊乾涸之地；我抵達虛無，虛無曾澤潤生機》（I had seen the centuries, and the vast dry lands; I had reached the nothing and the nothing was living and moist, 2018–24）竹節蟲般的四肢支撐著半身軀體，彷彿隨時都會折斷；《氣動激情》（Passion of Pneumatics, 2020-2024）則以機械鎚擊敲鑿幾近肉色的石塊，鑿聲平穩得毫不留情。
巴希奇的作品如同一面變形鏡，讓我們看見肉身，看見政治如何在我們的身體裡作用，而吐息又如何讓銅鐵、石膏等等凝滯的「死物」重新變得濕潤。然而展場中的另一組作品，黎巴嫩藝術家歐馬爾．米斯馬爾（Omar Mismar）的《我的雙眼仍在流淚》（Still My Eyes Water, 2025）卻恰好相反，是將觀眾的雙眼推向另一種濕潤的幻覺之前，一種名為仿生的幻覺。
《我的雙眼仍在流淚》是一簇盛放得過於完美的巨大花束，在接近展場入口處。以黑色幕簾圍出特定空間，在聚光燈下，無論花葉原本的色彩、還是投射出的陰影，線條都無比清晰。然而走得愈近，塑膠氣味開始浮現，觀者必然起疑。
一種觀看方式正瓦解。米斯馬爾在作品簡介中，提及作品的靈感來源於瑞士傳教士漢娜．澤勒（Hannah Zeller）在1870年代出版的《巴勒斯坦之花》（Flowers of Palestine）。20多年後的1899年，美國牧師Harvey B. Greene出版了另一本《巴勒斯坦野花》，開篇寫道：「巴勒斯坦是一片廢墟之地，但田野裡的花朵依然美麗如昔。」看似詩意的形容，原來是殖民想像的開端。廢墟之花就開在《巴勒斯坦之殤》一書所記錄的、過去一百年來因外來殖民所造成的離散及衝突。
如在普立茲非虛構得獎作品《五歲米拉德的末班車：一場耶路撒冷的悲劇》，以及《牆：被禁錮的自由與附著其上的靈魂，一名巴勒斯坦囚犯的獄中手記》兩書中的巴士、石塊、高牆承載著受難者的歷史語言，車站、雕塑或石碑等人造物，都在建造時被賦予了意義。然而作為天然物的花朵，卻提供了更大的詮釋餘裕。殖民者將自然修飾為全新景觀，讓觀賞只在遠處發生（並且帶著指定的眼光），從而隔絕了生命物的真實氣息。只有貼近材質，用感官細膩分辨，才能揭開「花朵美麗如昔」的修辭裂縫，才想起要睜開另一隻屬於廢墟之地的眼睛。
今年台北雙年展的主題是「思慕」，雙年展的策展人山姆．巴塔維爾（Sam Bardaouil）曾提到：「當我們在討論『思慕』的同時，也許也會被困住，必須經歷突破、傷痛，才能克服萬難地到達我們想去的地方。」
在展品中，不乏看到創作者對於各種苦難的克服意識。例如黎巴嫩藝術家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的《小室》，或韓國藝術家李受徑在以金繼修復術組合而成的碩大陶瓷碎片群，都帶著直面創傷、修補創傷的傾向。然而，我們也常常忘記，或難以坦承，有些創傷早已成為我們的部分，記憶裡的幽靈同時也在前方，「我們想去的地方」。
而法特瑪．阿布杜哈迪（Fatma Abdulhadi）的《留下的……盡可能長存》（What Remains… Stay as Long as You Can, 2025）就是這樣的地方。
法特瑪用羅勒植物（九層塔）創造出一個靜謐花園，加以18幅植物絹印垂懸其間，彷彿靈魂出竅，你幾乎無法判斷何者更貼近永恆／更為脆弱。《留下的……盡可能長存》是一段充滿生命動能的個人史，香草氣味勾起創作者與母親、故土之間的連繫，儘管幽微得幾乎隨時會斷裂，但只要離開並再次進入，就能輕易辨認出羅勒的氣味。
然而如《嗅覺之謎》一書所示，氣味與人的感知之間有著更複雜的關係。氣味喚起的記憶具有情緒感染力，同時氣味可能是記憶的最佳線索，也難以預防喚起創傷記憶。這也是創傷的另一面，當它牢綁在你記憶中的氣味裡，在特定的天氣裡，在母語裡，且並非每個人都擁有完全改寫它的勇氣，那又該如何與之共存？
再回到開頭的疑問：當一些建築、裝置、一種氣味或思想，在時代移轉之下漸漸成為幽靈，今時今日的人們該如何面對它們呢？它們會被改寫或轉化成新的事物嗎？巴希奇的《靈變》，除了仿似Spomeniks的主體裝置，還有散落在室內的兩件雕塑，命名為「墜落種」（Fallen Seed）。種子從地板破土而出，不以殘存物的姿態，而是以同樣的質地構成新的型態。
羅勒根莖下也有種子，巴勒斯坦之花在被製成標本以前，亦將種子散播到新的土壤中去。儘管這些土壤仍伴隨著艱險、惡的記憶，但也注入了後來者的思慕，而有了新的樣態。至於「思慕」，我無法克制地想起一些諧音：幸好，這些朝向歷史與記憶的作品一點也不smooth，而也只有在褶皺之中，才能聽到充滿變化的回音。●
參考資料：
https://www.spomenikdatabase.org/jasenovec
https://publicdomainreview.org/collection/wild-flowers-of-palestine/
【展覽資訊】
2025台北雙年展「地平線上的低吟」
- 展期：2025.11.01-2026.03.29
-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
- 官網：https://www.taipeibiennial.org/2025/
閱讀通信 vol.369》出烤箱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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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潤宇（詩人、編輯）
2026-02-26 10:00 台北雙年展, 臺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