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以關稅應對中國產能過剩
德國之聲：德國政府此前的對華戰略中，將中國列為伙伴、競爭者和制度對手。請問當前情況下，中國更多是伙伴、競爭者還是對手？
Jörg Wuttke：我覺得這一三重定性是適當的。比如，在氣候保護中，我們是共同合作的伙伴。在全球市場以及中國、歐洲市場上，我們是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中國是極權體制，我們則是民主自由制度。我認為，伙伴、競爭者和對手這一排序也是適當的。
德國之聲：默茨此次訪華期間，似乎降低了將中國視之為“對手”的聲調，而強調伙伴關系。原因何在呢？
Jörg Wuttke：這我也無從得知。當然，中國完全不喜歡“對手”這個詞，也否認“制度對手”的說法。他可能因此降低了聲調，而稱中國為伙伴和競爭者。
德國之聲：對德國來說，有多需要中國作為伙伴？
Jörg Wuttke：首先我們需要中國作為供貨商。中國生產優質產品，從光伏電池板到電子產品，如手機。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中國作為第三方參與調解沖突，比如烏克蘭戰爭。雙方之間有巨大的鴻溝。如果中國能夠作為伙伴，理解在我們邊境的這場戰爭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那就更好了。
德國之聲：過去德國向中國出口大量機械設備等，雙方是共贏的經濟關系。如今是如何轉變為競爭關系的呢？
Jörg Wuttke：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德國是理想的供貨商。無論是化工、機械還是技術，比如建立汽車工業的供應鏈。大陸集團、博世等都在中國大舉投資。
但如今的問題是，這些公司以及大眾、寶馬、奔馳都在中國生產，越來越少地需要從德國進口。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向電動汽車的轉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技術水准逐步升級。甚至可以說，中國幾乎不再需要德國。
可能還有一些德國制造的設備不可替代。但大企業已都在中國生產，而且向德國出口。所以，雖有德國品牌之名，但是在中國制造的。
另外一個過去六、七年來的問題是匯率。歐元大幅升值，人民幣大幅貶值。人民幣貶值幅度達40%，這是無法與之競爭的。因此對華出口也大幅減少。
在其它市場上，我們也面臨中國企業的挑戰。他們不但有生產優勢，而且有人民幣貶值的優勢。
德國之聲：因此兩國間的貿易愈加不平衡。
Jörg Wuttke：是的，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如今已達870億歐元。15、20年前，我們還曾對華有貿易順差。
德國之聲：正如學者富爾達（Andreas Fulda）著述所言，德國大企業在中國全面生產，其實是有違德國的國家利益的。
Jörg Wuttke：是的，這些企業的利益與政府或工會的利益方向有分歧。比如，在合肥生產大眾汽車，對大眾品牌、對股東而言，肯定是件好事，但對沃爾夫斯堡（編者注：大眾德國總部）的就業崗位而言，就不是好事了。
不過，與此同時，大眾、寶馬和奔馳也在中國學習從燃油車向電動汽車的轉型。中國在這方面有成熟的體系。因此，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常稱中國為“健身房”，可以學習、了解那裡的供應鏈體系。
德國之聲：還有一個話題是中國的產能過剩。
Jörg Wuttke：是的。我在擔任歐盟商會主席期間，曾多次發布相關主題的報告。結論都是相同的。中國通過“計劃”進行生產，總是以生產過剩為結局。這是體制性的，因為三十多個省級行政區都在搞“復制”，並且大部分是使用國家資金。換句話說，這些不是私有企業，沒有利潤就會宣告破產。這些企業是靠國家的資金維系下去。因此今天在中國仍有140個汽車品牌。
產能過剩在與其它國家的貿易中帶來問題。但對中國國內來說更糟。沒有誰盈利，都在瘋狂上馬，都想分得一杯羹。
因此，我們在歐洲必須采取防御，通過關稅予以回應。特別是針對匯率問題。如果一種貨幣貶值30-40%，必須看是否采取關稅措施。如今全球已經有55個經濟體對中國的鋼鋁采取了關稅措施。
德國之聲：目前歐洲面對中國還有哪些籌碼？
Jörg Wuttke：如果每五個運往歐洲的集裝箱，只對應一個運往中國的集裝箱， 那麼（歐洲）市場本身就是一個籌碼。因此，不是說要懲罰中國，而是保護本土的工業。所以才有關於關稅的討論。其它的籌碼我們幾乎沒有。
我在向總理提供簡報的時候也提到，應邀請中國企業來歐洲投資。中國企業應在歐洲創造就業崗位，進入我們的供應鏈，特別是數字、電動汽車領域。不過，德國作為投資地點，確實存在過度監管、成本高等問題。我的一個建議是，吸引中國成功的企業家來德國落戶。每年有15000個百萬富翁因政治原因或擔心受到稅務追繳而離開中國。但他們會去東京、新加坡、迪拜，而不會來德國。應積極吸引他們前往歐洲。
（以上采訪內容有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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