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中國「出口第一」的輸家和贏家

（德國之聲中文網）時事節目“不明白播客”采訪長期追蹤中國經濟和政治議題的媒體人李厚辰，討論中國經濟進入大分化時代。

李厚辰表示，中國經濟大分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新的城市化疊加房地產的下行周期，大規模的城市化已經結束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生活自然陷於停滯。第二個就是農民工的就業環境惡化。現在一個農民工如果在城市裡送外賣，他每個月的收入比起之前的那些工作有所下降，而且問題很大。第三個就是工資快速上漲時期的結束。

中國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出口國。李厚辰認為，“中國通過補貼全球消費者，擠壓本國企業利潤和居民福利來換取全球市場份額。”他解釋說：這個問題其實是國家能力的一種體現。這裡面可以說是“三輸兩贏”。

第一，中國消費者、中國的國民是輸的。就是為什麼把這些資金投在這些產業上，而不是投入到居民收入增長和社會福利上？第二，整個行業中除了少數幾家企業之外，其他企業是輸的。因為其他企業匹配不了這些企業在成本和政策上的成本優勢，很多外國車企其實也是輸的。第三，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國的財政能力也是輸的。財政能力本身很重要，在這方面也是輸的。

那麼誰是贏的？李厚辰認為有兩方。第一，外國消費者是贏的。中國提供廉價產品，不管是過去幫助美國緩解通脹，還是現在向其他國家提供廉價汽車，外國消費者是受益的。第二，中國的政府或執政黨是贏的。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點：政黨利益未必等同於國家財政利益。國家財政利益需要服務於全體國民，而政黨可以從中獲得其他收益。比如稀土的武器化，對普通國民未必有好處，但在政黨層面可能非常有好處。同樣，產業能力的提升，在對外談判和獲取政治利益方面，對政黨是有利的，而這些政治利益未必直接轉化為國民利益。

黎智英案，對香港文明根基的踐踏

台灣“鏡報”發表文章《黎智英案──ㄧ場中共政權對香港靈魂的政治審判》，作者逸中寫道：“自由”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觀。從開埠以來，這座城市吸納了無數逃離極權、戰火與壓迫的人，大家在這片土地上重新開始，在英國人帶來的法制基楚上，建立起一個追求法治、公義、新聞自由與個人尊嚴的社會。香港的成功，從來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數代人用勇氣與毅力共同營建的成果。即使在動蕩的年代，甚至九七主權移交前的憂慮歲月，以至近年反修例運動中，香港人仍普遍相信，一個公平公開的制度與自由的思想空間，才是這座城的根基。因此，當一位以媒體之力捍衛言論自由、並公開表達異議的市民因政治原因被重判，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赤色政治意志對香港文明法治精神根基的一次踐踏。

文章說，哀傷的不僅是黎智英的結局，更是整個社會公義的瀕死。當公眾不再敢為不義憤怒，當“做個聽話的人”成為自保的智慧時，這座城市的靈魂便開始流血。自由的消逝，往往不是被暴力奪走，而是被恐懼與冷淡吞噬。歷史的見證或許殘酷，但它從未失憶。羅馬帝國的暴政未能抹殺基督徒的信仰，鐵幕也沒能阻止東歐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權力可以摧毀傳媒、封殺聲音、囚禁身體，卻無法囚禁思想與記憶。黎智英的審判，最終會被後人記錄為一個時代的見證——見證極權如何假借“安全”之名壓制自由，見證一位傳媒人如何以沉默成為抗議，以牢獄之災顯示忠於信念。正如他多次說過：若要為自由付出代價，他已准備好一切。然而，只要仍有人願意說出“這是不義的”，自由之火便未熄滅。

極權主義可能讓民眾“上癮”

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中國民主季刊》發表文章《極權主義及其形成機制的心理暗流——一種新定義與分析視角》，作者徐賁推薦比利時根特大學心理學教授馬蒂亞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的著作《極權主義心理學》。文章認為，這部著作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對極權主義本質的重新定義。德斯梅特認為，極權主義並非某種外在強加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種深植於人類心理結構中的內在傾向。當社會中積累了足夠的“游離性焦慮”——那種缺乏明確指向、四處尋找依附對象的深層不安時，民眾就會主

動尋求能夠提供確定性和歸屬感的集體敘事。這種心理需求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寧願放棄獨立思考的自由，也要獲得融入群體的心理慰藉。

更為深刻的是，德斯梅特揭示了極權主義的“成癮性”（addictive nature）特征。所謂“成癮性”，指的是極權主義帶來的心理快感具有類似成癮機制的特征，一旦個體進入“群眾形成”（mass formation）狀態，他們就會主動維護這種心理結構，即使在現實中遭受痛苦也不願意放棄。這是因為心理上的確定性快感（the psychological pleasure of certainty）遠比自由的重負更具吸引力，人們寧願生活在一個簡化的、確定的世界（simplified and certain worldview）中，也不願面對復雜現實帶來的焦慮和不安。

徐賁教授認為，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這一隱蔽極權威脅，德斯梅特的警示顯得尤為重要。保持開放討論空間、抵制“算法唯一正確”的技術神話、鼓勵對技術權威的質疑，不僅是防範技術極權的關鍵，更是維護心理健康與民主秩序的必要條件。在一個技術與科學高度發達的時代，堅持人的多樣性與獨立性，抵制技術化、數據化對人的全面規訓，成為維護自由社會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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