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委副主席為何是中國最危險職位？　習近平掌權13年逾110名解放軍高官落馬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近日遭到清洗。有分析指出，這並非單一個案，而是共產威權體制的結構性邏輯使然：當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時，軍方高層既是統治不可或缺的執行者，也同時被視為潛在威脅，必須不斷透過整肅和清洗來確保他們的「絕對忠誠」。從史達林、毛澤東到習近平，歷代領導人大多以「勾結外國勢力」等名義剷除將領，形成「職位越高、風險越大」的政治生態。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1月30日刊登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的評論指出，上週末，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上將遭到戲劇性清洗，他是中國最高階的現役將領，而這再度證明1件事：共產獨裁體制要求高階軍事領導人對領袖保持絕對忠誠，但是「絕對忠誠」永遠無法被絕對驗證，因此對它的追求，最終必然滋生偏執和猜疑。

這並非偶發事件，也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病態性格，而是共產統治本身的結構邏輯。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從金正恩到習近平，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要求完全服從，而對完全服從的要求，則不可避免地帶來無止盡的清洗。

每個共產政權的核心，都是1位壟斷黨、國家、軍隊以及安全機器全部權力的最高領袖。這種權力集中難以容忍真正的集體領導存在，但每位最高領袖仍不得不依賴那些掌握龐大實權的下屬，來執行統治。

這種依賴製造出1個致命矛盾：越接近權力核心的人，既最不可或缺，也最具威脅性。

結果可以預見。最高領袖會對潛藏的異議、雙重忠誠，尤其是「與外國勢力的勾結」產生執念式懷疑。排外式的偏執成為維繫政權最致命的武器，只要指控政敵「與敵對外部勢力勾結」，便能在維持體制道德神話的同時剷除對手。領袖永遠不會犯錯，錯的永遠是「到處都是的叛徒」。

史達林將叛徒邏輯發揮到極致

1937年，蘇聯紅軍最傑出的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元帥（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y）被指控與納粹德國勾結、企圖推翻史達林。罪名完全捏造，但這並不重要。他在軍中的威望、現代化改革理念和接近權力核心的地位，已讓他變得不可容忍。

最終，圖哈切夫斯基被處決，大批紅軍高層也一併遭到清洗。在「大清洗」期間，史達林特別鎖定所謂的「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tes），那些具有國際聯繫、容易被描繪成外國代理人的人物。蘇聯5位元帥中，有3人被殺。只有兩人倖存，原因很簡單：他們軍事能力平庸、政治上無害。

中共也走上相同劇本

自1949年建政以來，中國的軍事清洗1波接1波，背後反映的都是同樣的恐懼：掌握槍桿子的軍官，有1天可能把槍口轉向自己。

毛澤東時期，元帥遭清洗並非因為無能，而是因為「不夠意識形態忠誠」。彭德懷因為批評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9年被打成與蘇聯勾結。林彪則被指控與蘇聯策劃政變，1971年在神秘空難中身亡，徹底粉碎高層安全感的最後幻想。

毛澤東的偏執並非毫無理性。1964年的「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他留下深刻陰影。當時，蘇聯國防部長暗示中國元帥賀龍可以效法蘇聯推翻赫魯雪夫那樣「換掉毛澤東」。自此，毛澤東深信外國支持的政變並非理論，而是現實威脅。賀龍最終遭到清洗並被迫害致死。

即使是毛澤東最親近的合作夥伴劉少奇也未能倖免。毛澤東將他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酷刑中死亡。在這種體制裡，絕對忠誠沒有任何保護作用，越接近權力，反而越危險。

習近平時期超過110名高官落馬

習近平上台後，清洗行動更加猛烈。自2012年以來，已有超過110名解放軍高階軍官落馬，是文革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整肅。起初，習近平打著「反腐」旗號，現在則直指最高指揮層，尤其是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副主席可能是中國最危險的職位之一，既最接近最高領袖，又掌控軍隊的最大實權。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已有9名副主席遭到清洗，多數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勾結。

在習近平時代，郭伯雄、徐才厚率先落馬。2023年起出現前所未有的清洗潮：火箭軍司令、裝備採購高層、戰區指揮官，甚至習近平的親信也未能倖免。2025年，何衛東和苗華遭到撤換。如今，連習近平的長期盟友、同屬「紅二代」的張又俠也遭到清洗，更具象徵意義。

在反腐和清理親信都用盡後，習近平似乎準備動用共產政權最古老的罪名：與外國勾結的叛國罪。外傳張又挾可能被指控向美國洩露核機密。多麼「方便」的指控。目的很清楚：習近平必須讓體制相信，這場清洗不是個人鬥爭，不是權力算計，而是對抗外敵、拯救國家的正義行動。

這正是共產體制清洗的偏執邏輯：職位越高，越容易被貼上叛徒的標籤。在這樣的制度裡，生存靠的不是能力、誠信或貢獻，而是「不要引起最高領袖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