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德國面臨的外交挑戰
（德國之聲中文網）最近，歷史學家、政治學者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概括說道，“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自由主義理想，已被證明是一種幻覺。”這一點，道出了德國政府面臨的根本性外交難題。
眾所周知，挽救多邊主義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仍然是德國政府的首要目標。外交部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曾譴責道，“中國和俄羅斯正試圖改寫基於國際法的國際秩序。”
總理梅爾茨在談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時也感嘆說，基於規則的秩序不僅僅受到威權政治體制的挑戰，“不幸的是，這也適用於美國。”美國最新版的戰略文件，對歐洲盟友和歐盟嚴厲指責，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印象。
美國告別歐洲的進程已經開始
德國政界和軍界最擔心的是，美國在安全政策方面同歐洲漸行漸遠。這一進程似乎正在全方位展開。12月初，德國最高級別將領之一、陸軍司令弗羅伊丁（Christian Freuding）將軍在接受美國《大西洋月刊》采訪時表示，他與美國同行之間的直接聯系已被“切斷”。
此前，雙方無論晝夜，均可以直接溝通。對他來說，喪失快速溝通渠道，是一個“警示信號”，尤其是在俄羅斯可能對北約東部國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
歐洲感受到，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發生了轉變。特朗普正在推動俄烏和平協議，而該協議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普京的要求。更有甚者，華盛頓新版安全戰略提出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這令歐洲人尤其感到沮喪。
德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研究員霍夫（Henning Hoff）告訴德國之聲，“如果美國以某種方式淡出，歐洲人的壓力隨之增強，采取行動、構成強大的制衡力量的難度也大有提升。”
梅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斯塔默一道，全力扭轉因美國支持力度減弱造成的被動局面。梅爾茨總理12月初於倫敦舉行的一次三方會談中表示，“任何人都不應懷疑我們對烏克蘭的支持。”然而，這三位領導人都面臨預算緊張、來自國內極右翼的政治壓力，以及公眾對烏克蘭支持率下降等諸多問題。
與中國繼續對峙顯然不明智
目前，德國正試圖修復中德關系。去年秋天，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意識到中方除了他本人之外，沒有安排其他重要日程後，隨即取消了訪華行程。
此前，他對中國在台灣海峽以及東海、南海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態”，提出嚴厲批評。這一做法激怒了北京。副總理兼財長克林拜爾（ Lars Klingbeil）11月訪華與北京緩和局勢後，瓦德富爾重新安排了12月的訪華行程。
對德國而言，中國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貿易伙伴，相互繼續對峙顯然不明智。尤其是中國在稀土元素領域近乎壟斷，而德國的制造業嚴重依賴中國的供應。
霍夫解釋說，權力的重心已發生了偏移：“中國在許多科技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行業領導者，並佔據了傳統上由德國工業佔據的市場地位。在這種時候，德國的重要性自然下降。”
德國總理梅爾茨計劃於2026年初訪問中國，他對北京也提出要求，今年11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G20峰會期間，梅爾茨總理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中國可以對俄羅斯施加更大的壓力，結束這場（烏克蘭）戰爭。如有必要，我明年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中會討論這個問題。”
德國同以色列的復雜關系
“我以以色列朋友的身份前來，深知德以友誼無比珍貴，”梅爾茨在12月訪問以色列時這般說道。這番溫馨的言辭，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而言並非理所當然。
今年8月，梅爾茨下令暫停向以色列輸送武器，因為它們也可用於加沙戰爭。11月，梅爾茨解除了這項武器禁運，為他首次訪以鋪平了道路。與他的前任默克爾和肖爾茨相比，梅爾茨訪以來得更晚些。
正如他在內塔尼亞胡面前所言，以色列回應哈馬斯2023年10月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襲擊，在加沙地帶展開強大的軍事行動，“讓德國政府進退兩難”。德國政府出於對大屠殺的歷史責任感，致力於維護以色列的安全，但在必要時，也應提出批評。
人們注意到，梅爾茨沒有使用默克爾提出的“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的核心利益”這一表述。梅爾茨表示，捍衛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是“我們關系中不可動搖的核心”。
中東問題專家、國際組織“反極端主義項目”負責人辛德勒（Hans-Jakob Schindler）告訴德國之聲，這並不意味著德國政府的立場有所削弱，“從措辭的變化中，看不出德國政府的基本立場有任何改變。”
在一些問題上，德以兩國政府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例如，德國堅持兩國方案的目標，即未來應有一個與以色列並存的巴勒斯坦國。內塔尼亞胡則說道，“巴勒斯坦國的目標是摧毀唯一存在的猶太國家。”關於兩國方案，辛德勒表示，“這或許是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願景，它的實際可行性正日益受到質疑。”
內塔尼亞胡沒有收到訪問德國的邀請，國際刑事法院已對他發出逮捕令，作為該法院的參與者，假如內塔尼亞胡踏上德國領土，德國政府有義務將其逮捕。辛德勒說，柏林方面希望避免出現這樣的局面：“出於外交原因，我們不能逮捕內塔尼亞胡先生，我們也不想這樣做；但我們也不想通過我們的行動，損害國際刑事法院的權威。”
辛德勒認為，德國政府和整個歐盟一樣，基本上無力在中東事務中扮演調停角色，“很明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雙方都將華盛頓視為核心調解人，而不是歐洲。”他說，歐洲將在加沙重建和提供人道援助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作為中心調解人，歐洲在過去十年已經遠離了這一角色。”
創建新的伙伴聯盟
當前，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國際規則不斷遭到漠視與踐踏，這一背景下，德國的外交政策應該何去何從？
哈勒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瓦爾維克（Johannes Varwick）認為，尋求繼續重視多邊主義的伙伴，包括那些並非在所有事務上志同道合的伙伴，無疑是正確的做法。他接受德國之聲書面采訪時表示，“德國當然應努力維系舊有的聯盟，但同時，也要積極創建新的聯盟，拓展與世界其他中等強國的合作網絡”，他舉了巴西、墨西哥和越南的例子。瓦爾維克主張“保持批判性對話”，“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只與那些已經認同你觀點的人對話，只會讓你越加孤立無援。”
德國總理梅爾茨高度重視外交政策。由於他頻繁出訪，人們甚至戲稱他為“外交總理”。德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霍夫總結道，“總體而言，德國外交政策煥發了新的活力。”
但他接著補充說，“柏林的外交政策，對新出現的世界格局的反應仍然太慢。”然而，至少德國外交部已著手改革；聯邦議院新成立一個委員會，重點研究對中國的依賴問題。霍夫表示，“這些固然很好，但已經晚了兩至五年。如果我們不能加快步伐，情況還會變得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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