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子早逝，長媳的責任與權益-民法未竟的人情與制度斷層

（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林瑞明專欄）

法務部之前表示，將研議刪除「兄弟姐妹的繼承特留分」制度。落實「財產自主」與「遺囑自由」的核心價值。讓民法更趨合理化，真正回歸「尊重當事人自由意志」的立法初衷。值此修法前夕是否應考慮《民法》第1138條做一點變動。

在臺灣傳統家庭的倫理結構中，「長媳」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她不只是長子的妻子，更常被期待扮演「半個媳婦、半個女兒」的角色-照顧公婆、持家有度、維繫宗族情誼。她的身分承載著人情與責任，往往成為家庭穩定的關鍵。然而，當命運改變了婚姻結構，長子不幸早逝、長媳又無子嗣時，這一切人情與付出卻被法律一句話劃成界外人。《民法》第1138條明定繼承順序，長媳在喪夫後，與公婆不再有婚姻上的連結，於是失去繼承權。公婆過世之後，她在法律上不再屬於這個家庭，即使她十年如一日照料長輩、守護家園，也終究無權分得一分遺產。

這樣的制度安排，在法律上看似清晰、嚴謹，卻在倫理上留下深深的裂痕。法律以「婚姻關係消滅」為判斷標準，但人情世界並非如此冷峻。許多長媳在喪夫後，並未選擇離開婆家，而是基於情感、責任或對家庭的依附，繼續照顧年邁的公婆。她們陪伴病榻、料理生活、處理家務，甚至在晚年仍守在公婆身邊。然而當公婆過世後，她們卻發現自己在制度上一無所有-無繼承權、無安身保障、甚至可能被旁系親屬要求搬離原居所。多年奉獻，最終換來的是法律上的「不存在」。

這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社會變遷下的結構性現象。台灣正快速邁向高齡化社會，家庭人口縮減、子女分散在外，老年照護的重擔往往落在最親近的一環。而長媳，常是那個最願意、也最被期待留下來照顧長輩的人。她的角色既是家庭情感的承繼者，也是高齡社會中無形的照護支柱。然而現行《民法》仍停留在以「血緣」為中心的繼承邏輯，忽略了婚姻關係中衍生的長期照顧與倫理義務，這正是制度落後於現實的縮影。

從法理上看，《民法》第1138條的設計初衷，是為了確保遺產回歸血親體系，避免繼承權的無限延伸。然而在現代社會，家庭形態早已多元化，婚姻不再是單純的契約，而是涉及照護與情感責任的共同體。若法律仍固守「血親為本」的思維，忽視婚姻延伸出的倫理實踐，勢必與社會現實脫節，也違背法律應有的公平與正義精神。

因此，立法機關應正視此一現象，重新檢討《民法》第1138條的繼承順序。建議將子女的未亡人即長媳或長婿因為沒有子嗣時，列入第一順位繼承人之一，這是在特定條件下得享有特殊繼承權，保有這一房的繼承權。 這樣的修正並非要改變血親優先的原則，而是承認「婚姻關係雖滅、人情義理猶在」的社會事實。若長媳對公婆有長期照顧之事實，應可依法取得相應的繼承份額或財產補償，避免「媳婦室外人」的法律現象持續存在。

這樣的制度調整，有其法律與社會正當性。從公平原則來看，長媳長期照顧公婆的行為，實質上減輕了社會福利與公共醫療的負擔；從倫理觀點而言，她的奉獻延續了孝道精神，維繫了家庭功能。若法律能對此給予承認與保障，不僅回應人情，也體現國家對照護者的尊重。

若仍顧慮修法幅度過大，也可參酌日本與德國的制度設計。日本民法中設有「特別縁故者繼承製度」，凡對被繼承人有長期扶養、照顧或生活協助之事實者，即使無血親關係，經法院認定後，仍得分得部分遺產。德國亦有類似「扶養補償請求權」的制度，保障在被繼承人生前提供實質照顧的親近者。台灣若能引入此類制度，讓司法在個案中評估長媳的照顧事實與貢獻，給予部分遺產或補償金，將是更務實且具彈性的改革方向。

另一方面，社會輿論的觀點也應與時俱進。當長子亡故後，長熄若選擇離開，法律上並無義務繼續照顧公婆，社會不應以「不孝不義」苛責她。她已履行了作為媳婦、妻子的責任，婚姻關係的終止也意味著法律義務的結束。反之，若她願意留下並長年奉養，法律與社會更應給予實質保障，讓她在公婆離世後不致孤立無援。這不僅是對個人的尊重，更是對社會倫理的一種修復。

法律的存在，原本是為了調和權利與義務、保障公平與秩序。但當制度的冷峻忽略了人性的溫度，法律就失去了其「社會契約」的意義。長媳的處境提醒我們，法律不能只是冷冰冰的條文，它應該能承載情感、回應現實。將子女未亡人納入繼承體系，或設立照顧補償條款，正是讓制度更貼近生活的一步。

在今日強調性別平等與照護正義的時代，長媳問題不僅是婦女權益的議題，更是家庭倫理與社會公平的試金石。修法不只是保障少數個案，更是在為「照顧者」發聲-那些選擇留下來、不離不棄的人，應當得到法律的肯定與社會的感謝。

法律的進步，從來不是為了否定傳統，而是為了讓傳統在新時代中重獲尊嚴。當我們能讓「媳婦不是室外人」成為法律事實，而非口頭慰藉，這個社會才真正邁向成熟與溫情。讓制度接住人情，讓法律回應良善，才是現代法治國家的真正進步。

（撰文者為執業三十年地政士、現任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