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製藥業腹背受敵！「川普激進政策、中國生技崛起」改寫全球版圖
歐洲曾經是全球製藥公司的首選據點，如今卻受到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激進貿易與藥品定價政策，以及中國生物科技爆發式成長的雙重衝擊。
據美國財經媒體《CNBC》報導，製藥產業是歐洲經濟的基石，但隨著歐洲競爭力下滑，企業正將投資轉向其他地區。問題不僅是經濟層面，更關係到關鍵新藥的上市。由於價格壓力與監管環境，使得企業不願在歐洲推出新藥。
荷蘭「ING集團」（ING Groep）醫療保健和科技經濟學家斯塔迪格（Diederik Stadig）向《CNBC》表示，美國的不確定性與「最惠國藥價」政策威脅，「讓製藥公司在與歐洲政府或監管機構談判時多了1個籌碼」。該政策指的是將美國藥價設定為其他相似國家中的最低價格。
與此同時，中國已崛起為生物科技領導者，而生技正是製藥產業的創新引擎。全球製藥公司愈來愈傾向從中國尋找創新來源，甚至尋找下一款重磅藥物。
從領先到落後
數十年來，歐洲一直是全球無可爭議的研發實驗室。根據ING集團的研究，1990年全球近一半的研發活動在歐洲進行，而美國約占1/3。如今，美國的研發占比已提升至55%，而歐洲則暴跌至26%。
長期以來，企業一直抱怨歐洲資本市場分散、單一市場在定價與臨床試驗方面整合不足，以及報銷政策不一致等問題。斯塔迪格指出，美國的關稅與最惠國藥價政策「以前所未見的方式為這場討論注入急迫性。」華盛頓愈來愈將生技與供應鏈視為國家安全議題，強調藥品供應鏈應保留在美國本土的重要性。
同時，中國已轉型為創新領導者，並與全球製藥公司達成重大合作，讓其得以取得中國早期科研成果。10年前，中國自主開發的分子藥物僅占全球在研藥物的4%；如今根據ING集團的數據，該比例已接近1/3。
領先全球的私募股權與創投數據庫「PitchBook」今年1月的報告指出：「持續的授權合作、精準募資與差異化科學顯示，即使地緣政治摩擦升高，中國生物製藥優勢仍可能持續。」
今年稍早由義大利米蘭「博科尼大學」（Bocconi University）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指出，美國「在吸引與留住研發活動方面一貫優於歐盟，而中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外來研發淨流入國。」
美國的強硬政策
上週，美國對品牌藥課徵最高達100%的新關稅。但這些關稅僅適用於尚未與川普達成降價協議的藥廠，因此對許多公司影響有限。
儘管如此，斯塔迪格表示，這些關稅「再次推動歐洲終於正視競爭力問題」，並成為揭露歐洲結構性弱點的外部壓力。據悉，美國仍是製藥公司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由於藥價較高，使得在當地生產具有極高利潤誘因。
美軍代表性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24年1項常被引用的研究發現，美國藥價幾乎是其他33個高收入國家的3倍。然而，最惠國藥價政策威脅製藥公司在美國市場的利潤率。企業現在必須決定，要延後在歐洲上市以避免壓低美國價格，還是採取全球統一價格，即使該價格對某些市場而言可能過高。
全球最頂尖的管理諮詢公司之一「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資深合夥人格雷夫斯（Greg Graves）今年2月曾向《CNBC》表示：「我接觸過的每1家公司都在認真考慮這些選項。」
目前已有部分在美國上市的藥物未進入歐洲市場，原因是歐洲價格較低，而在最惠國藥價政策下，該問題可能進一步惡化。依藥物類型不同，企業將開始在「追求高銷量」與「追求高價值」之間做出選擇。斯塔迪格表示：「對於以價值為導向的藥物，我們將看到在歐洲上市的延遲。」如果情況不變，「投資將逐步從歐洲轉向美國。」
對此，產業界、專家與企業普遍認為，現狀必須改變。歐洲製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nd Associations，EFPIA）指出，歐洲在生命科學領域仍具領先潛力，但若不增加新藥支出、加快病患取得速度並改善創新企業的營運環境，將持續落後於其他地區。
根據該組織，歐洲藥品支出約占GDP的1%，相比之下，美國為2%，中國為1.8%，且歐盟在藥品上的支出在過去20年幾乎沒有成長。
EFPIA秘書長莫爾（Nathalie Moll）也向《CNBC》表示：「我們需要增加支出，並消除政府回收機制與稅負，這些政策對於留住企業並改善用藥可及性至關重要。」她補充：「這不僅對病患重要，能讓他們更快且更公平地取得藥物，也對歐洲整體至關重要」，若沒有製藥產業，歐洲將出現880億歐元的貿易逆差，而非目前1300億歐元的順差。
不只是價格問題
雖然美國擁有像波士頓與灣區這類結合科研與資金的生技樞紐，但歐洲仍由27個不同監管環境拼湊而成，對產業形成壓抑性障礙。根據ING集團的數據，歐盟生技公司獲得的創投資金僅為美國同業的1/5到1/10。
斯塔迪格指出：「英國就像礦坑中的金絲雀」，並提到即使擁有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與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等世界級學術機構，大型製藥公司仍逐漸撤出英國。
去年，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禮來公司（Eli Lilly）與默克公司（Merck & Co., Inc.，在美國和加拿大以外的國家稱為默沙東，Merck Sharp & Dohme，MSD）暫停或取消在英國的投資計畫，理由是生命科學環境的各種問題。
去年12月，英國政府宣布將藥品支出提高25%，並調高評估藥物成本效益的門檻，以改善製藥公司的營運環境。政府同時表示，將把製藥公司需支付給國營醫療體系的回扣上限，從23%降低至15%。然而斯塔迪格指出：「價格不是萬靈丹……還需要考慮整個生態系。」
復甦跡象
儘管歐盟競爭力數據低迷，仍出現一些復甦跡象。歐盟近期提出的《生技法案》（Biotech Act）旨在簡化監管、加速臨床試驗並彌補投資缺口。西班牙則因政府的精準支持，成為臨床研究的新興熱點。
去年，歐盟還提出《關鍵藥品法案》（Critical Medicines Act），試圖在新冠疫情與地緣政治問題引發的短缺背景下，提升關鍵藥品的可得性、供應與生產能力。
此外，美國削減對「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預算，以及更嚴格的簽證規定，可能讓歐洲有機會在mRNA等新興領域迎頭趕上。
斯塔迪格表示：「我其實看好歐洲。」歐盟已診斷出問題，並將提升「歐洲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的審批速度列為優先事項。這一點長期以來落後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但在FDA近期資源縮減的情況下，反而可能轉為競爭優勢。
他補充：「在歐洲層級上確實已有行動，真正尚未意識到急迫性的，是各會員國的國家政府。我們正因這些由各國監管造成的內部障礙而自我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