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川普是捍衛美國文明的中流砥柱
認識川普需要時間，需要勇敢地自我否定
我從少年時代就親美，從未有過反美的階段。美國對少年時代的我來說，如同一個傳奇，一處桃花源。
二〇〇三年，我應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項目」之邀，第一次訪美。前後一個多月時間，我走訪了美國十多個州的城市與鄉村，寫了第一部關於美國的書《光與影》。正如書名所說，我看到的只是美國的光與影，並未看到美國文明和美國秩序的根基。那時，儘管我偏向共和黨——我在大學時代讀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後就成了古典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但我認為兩黨並無根本性差異，且相信美國的共和憲政體制穩如磐石。
二〇一二年，我與家人逃離動物農莊般野蠻殘暴的中國，來到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美國。在川普奇跡般地出現前，我多少發現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政府的腐敗、無能、軟弱，但對美國政治並未念茲在茲，我首先關心的依然是中國的人權議題。
二〇一六年，川普剛剛出來參選時，我認為這個滿口跑火車的商人就是一個笑話——可見我身上中國士大夫的遺毒和社會主義的遺毒不淺。認識川普需要時間，需要勇敢且痛苦地自我否定。那一年，就連范斯（James David Vance）都是「永不川普」的共和黨人，輕率地以希特勒來形容川普，他的轉變比我還晚。當然，沒有人是先知先覺，即便是川普自己，此前也屢屢捐款給柯林頓（Bill Clinton）、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乃至哈里斯（Kamala Harris，親共僑領將其中文名字翻譯為賀錦麗）等民主黨人，川普成為「川普主義者」是在二〇一六年才完成的重大蛻變。二〇一六年夏，當川普以圈外人之姿戰勝共和黨黨內所有建制派政客，我這才開始認真對待川普其人其言——我是華語世界最早斷定川普會擊敗希拉蕊、當選美國總統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因為我跟龜縮在東西兩岸大都會的菁英階層不同，深入過基督教的美國、工農大眾的美國、南部和中部的美國，那是主流媒體上看不到的「另一個美國」，也是支持川普的美國。
隨著對川普的認識不斷深入，我對保守主義價值的思考也日漸精進。二〇一八年聖誕前夕，我宣誓歸化成為美國公民，我的歸化證書上是川普的簽名。二〇一九年，我出版了思想自傳《我是右派，我是獨派》；二〇二〇年，我出版了迄今為止我最重要的思想史三部曲《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二〇二一年，我出版了全面批判左派意識形態的專著《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二〇二三年，我出版了回顧十年美國生活的隨筆集《此心安處》。每一本書都是我思想探索的腳印，也都是刮骨療傷般去除左毒、駁左膠的歷程——沒有人生來就能對糖衣砲彈式的左派思想免疫，包括川普在內，每一個人都要壯士斷腕般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才能離開通往奴役之路、踏上通往自由之路。
川普的出現，如同一面真善美的照妖鏡，照出左派的假惡醜。在川普任內，我饒有興趣地開始了「川普研究」——二〇二〇年選戰期間，我先後出版了兩本關於川普的專著《用常識治國：右派商人川普的當國智慧》和《川普向右，習近平向左》。這一年的總統大選，是我作為美國公民第一次投票選總統。然而，中國病毒疫情籠罩下全國範圍內的選舉舞弊奪走了本來屬於川普的勝利，也讓我在精神上遭遇沉重打擊：美國的危機比我觀察到的和寫下來的更加深重，若保守主義的民情秩序不再，美國憲制很容易被顛覆。如果美國文明崩塌了，美國淪為共產專制國家，我還能逃到哪裡去呢？
幸運的是，上帝的眷顧沒有離開美國。四年之後，川普再度歸來。於是，我完成了第三本關於川普和「川普主義」的專著《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寫這幾年美國發生的新故事，描述川普和「川普主義者」在美國國內的鬥爭及在美國國外的鬥爭，揭露被主流媒體和「深層政府」層層遮蔽的真相。美國曾經偉大，美國必將再次偉大，我的所有論述最後都回到「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所說的「美國秩序的根基」那裡——這根基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從古希臘羅馬到基督教的中世紀和宗教改革，西方歷史的演變過程時時都在醞釀美國秩序的種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羅馬的美德與力量、倫敦的法律與市場……換言之，拯救美國的不是川普，而是公民美德的復歸，正如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所強調的那樣：「唯有當人民是貞潔的，新共和國才可能生存。」
反共和反左是我一生無悔的使命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發生時，我只有十六歲，在中國西部的一個小鎮上，從海外廣播中聽到槍聲、慘叫和哭泣，從此發誓用筆來反抗中共暴政。後來，我因發表文章批評黨國，在北大一畢業就失業，從此與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一起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奮鬥。我們被媒體和學術機構封殺，成為故土的「隱形人」，相濡以沫者，屈指可數。
二〇〇八年，劉曉波因發起《零八憲章》被捕入獄。我在經歷了非法軟禁、祕密綁架和酷刑折磨之後，於二〇一二年一月逃離中國、來到美國。二〇一七年，劉曉波在獄中「被肝癌死」，我對中國的未來徹底絕望。我與劉曉波的命運，是熱愛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悲劇性命運的縮影。反共是一件必然付巨大的代價的事業。
反共必然反左。共產主義只是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識形態中的一種。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在馬克思那裡，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通常被當作同義詞使用。俄國革命成功後，人們開始區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但這種區分只是政治手法的不同，兩者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建立一個以生產手段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體系。「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不會有空間容納自由。在任何地方，如果政府擁有每一個出版社，便不會有出版的自由；如果政府是唯一的僱主，有權力給每一個人指派必須完成的任務，便不會有執業或行業選擇的自由；如果政府有權力決定個人的工作地點，個人便不會有選擇定居地的自由；如果政府擁有所有的圖書館、檔案和實驗室，並且有權力把任何人派遣到不能繼續進行研究的地方，個人便不會有真正的科學研究自由；如果政府決定文學與藝術由誰創作，便不會有文學與藝術創作的自由；如果政府有權力，把任何反對者流放到氣候有害於身體健康的地方，或指派他承擔超過其體力與智力的工作負荷，以摧毀他的體力與智力，便不會有信仰與言論的自由。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公民個人不會有多於軍隊裡的士兵、或孤兒院裡的院童，所享有的自由。」在此意義上，號稱反共的左派，其實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宛如金庸小說中左右手互搏的周伯通。
川普是雷根（Ronald Reagan）以後最堅定地反共和反左的美國總統。當新左派將馬克思主義基本教義派推崇的階級鬥爭轉化為性別、種族和環保鬥爭，以「自由派」之名、以「進步主義」為幌子發動摧毀自由民主制度的攻擊時，川普挺身而出與之抗爭。川普在任期間，從來不憚於公開表達反共和反左的立場。他在二〇一九年的國情咨文演講中，直面那幾名自認為是民主黨社會主義者的國會議員，堅定地宣示：「美國永遠不會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全球領導人和美國人的演講中，他譴責共產主義是一種致命的威脅。在全國共產主義受害者日的致辭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共產主義是一種「壓迫性的意識形態，它無一例外地留下痛苦、毀滅和死亡」、「雖然馬克思主義承諾平等、和平和幸福，但在實踐中，它的結果只有不平等、暴力和絕望。」在二〇二三年的一次講話中，他重申將遵循美國憲法和移民法的規定：「我們將阻止外國仇恨基督教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進入美國。」
反共和反左不僅在中國需要付出代價，在美國和台灣這樣的自由世界也需要付出的代價。陳光誠在中國反對共產黨屠戮胎兒的計劃生育政策，遭受慘絕人寰的迫害，如同肖申克那樣逃離監獄化的中國。他到美國之後，因受邀到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講話支持川普，曾經聲援他的主演蝙蝠俠的影星克里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與之絕交，以他為主人公的電影擱淺，主流媒體對他進行封殺——陳光誠當然不會屈服。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台灣一家出版社的總編輯坦誠告知：「你反對同婚，我們不能因為出版你的書而得罪同性戀者及其支持者（即便你寫的並非討論同婚議題的書）。」二〇一九年，我在台中應人本基金會之邀作<川普主義與美中台外交之演變>之主題演講，受到一名自稱同性戀者的暴力襲擊。可見，左派口口聲聲說多元和寬容，其實他們打壓異見的方式跟共產黨如出一轍，不僅要「取消文化」，還要消滅異己——對川普發動刺殺，從肉體上摧毀之。
中共特務用燃燒的菸頭對著我的眼睛時，我沒有放棄我的信仰和信念，左派的拳頭和誹謗當然也不能。反共和反左是我一生的使命，而我的武器就是我的筆，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我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
幫助台灣補上知識版圖和觀念版圖的致命缺陷
解嚴前的台灣，即便在白色恐怖的壓抑中，仍有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薪火相傳。周德偉、蔣碩傑是海耶克「唯二」的華裔弟子（周德偉翻譯了海耶克的《自由憲章》），他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自由，在經濟上主張遵循市場經濟原理，為台灣之後的經濟騰飛打下了伏筆。
在「自由中國」群體中，殷海光反共最力，因為他的武器是他翻譯的海耶克的巨著《到奴役之路》。還有跟殷海光一樣重要的《自由中國》雜誌撰稿人夏道平，夏氏晚年撰文批評胡適及杜威（John Dewey）「實用主義」之思路，認為真正的自由不在其中。他從米塞斯那裡發現宗教與理性不僅不矛盾，而且高度融和。他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自由與宗教：一個自由經濟學者成為基督徒的心路歷程>，他説這個題目來自於米塞斯。
台灣的經濟成長得益於海耶克的自由市場理論，而非凱恩斯的計畫經濟理論。台灣一波波的企業、組織、人物，帶著雄心壯志搶攻全球市場，他們發揮海洋民族的冒險精神，積極擁抱世界，打造台灣對外貿易的「日不落軍團」，正如台灣學者謝斐宇所論：「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大特色是分散化生產的中小企業體系。……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
在此意義上，台灣的成功之道與美國有相似之處。拉塞爾·柯克認為，美國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觀；有秩序的自由觀派生出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製度安排；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製度安排則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盡可能多的保障。而晚近三十年以來，「反民主的全球化」正在摧毀美國的成功。
台灣解嚴之後三十年，台灣的經濟奇跡與知識界的主流思想卻漸行漸遠。知識界和文化界乃至政界，西方左派思想大行其道，古典自由主義幾乎成為絕響。台灣的書店裡，傅柯（Michel Foucault）、薩依德（Edward Said）、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杭士基（Noam Chomsky）等左派知識分子的著述滿坑滿谷（未來我將寫專著批判這些人物），卻極少人閱讀保守主義大師的巨著——比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與美國和解》、《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海耶克的《自由憲章》、《到奴役之路》，米塞斯的《全能政府》、《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保守主義思想》……台灣甚至沒有翻譯出版過一本柯克的著作，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中國被捕之前，曾跟我討論出版柯克著作之事宜，我幫他聯繫了譯者。可惜，富察失去自由後，柯克至今無緣與台灣讀者見面。
美國對台灣的生死存亡如此重要，但台灣對美國的了解和認知卻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完全漠視作為美國秩序根基的保守主義思想。在此背景下，大部分人對川普和「川普主義」的崛起瞠目結舌，感到匪夷所思。於是，對於不曾知曉和無法理解的事物，只有予以否定乃至謾罵，才能維繫既有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紙本的《思想》雜誌和網上的「台灣美國觀測站」。前者主要聚集中生代知識分子，二〇二一年四月出版過一期「解讀川普現象」專輯，所發表二十多篇中、港、台、美華人知識分子的論述，只有一篇出自肯定川普的作者之手，其他所有文章的都是反對川普的，顯然編者的立場並非其標榜的客觀中立；後者由一群新生代知識分子主持，但與其說是「台灣美國觀測站」，不如說是「台灣美國左派觀測站」或「台灣美國民主黨觀測站」，對川普的攻伐完全囫圇吞棗地照搬自《紐約時報》和CNN。
台灣出版界大肆推出從柯林頓、希拉蕊、歐巴馬、米歇爾（Michelle Obama）乃至拜登（Joe Biden）、哈里斯的自傳、傳記，迄今為止卻沒有出版過一本川普的自傳或傳記，豈不怪哉。實際上，美國左派和民主黨對台灣向來是口惠而實不至，美國右派和共和黨對台灣的支持才是實實在在的——從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到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再到川普皆如此。然而，即便在台灣的台派中，佔據主流地位的依然「以左為美」的左派，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左派的那一面吞噬台派的那一面，「左獨」與「左統」殊途同歸。正是在這樣一種扭曲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台灣市面上看不到一本原創的、正面論述川普和「川普主義」的著述——僅有的關於此一主題的三本書都是由我這個外來者撰述的。
我愛台灣，台灣賜我以跟生命一樣寶貴的出版自由。我對台灣的回報之一，或許就是幫助台灣彌補此一知識版圖和觀念版圖上的重大缺陷，讓「右獨」在台灣有一席之地。
親愛的讀者，如果你傾向保守主義、是川普的支持者，讀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後，你對川普、「川普主義」及其背後美國秩序的根基會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如果你此前對保守主義一無所知或充滿誤解，不喜歡川普乃至是川普的反對者，只要你抱持開放的心態，讀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後，即便你仍然不願改變你的觀點，但至少這本書不會讓你感到失望。
※本文為《川普：拯救美國》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