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德國住房市場普遍存在種族歧視
（德國之聲中文網）住房是基本生存需求，影響著從個人職業發展到身心健康的方方面面。在德國尋找合適住所本就困難重重，對非德國白人而言更是難上加難。
德國融合與移民研究中心（DeZIM）最新研究揭示了這一現象。該研究首次全面分析被種族化的人群（即族裔和種族少數群體）在住房市場遭受歧視的現狀。
隸屬DeZIM的國家歧視與種族主義監測機構（NaDiRa）在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期間，對逾9500名受訪者進行調查。研究團隊透過統計分析，將調查結果與官方數據（例如特定區域的環境污染信息）進行關聯比對。
穆斯林與黑人群體反映，他們因歧視而遭排除於看房機會之外的頻率，遠高於非種族化族群，發生機率分別達35%與39%，相較之下非種族化群體僅11%。
研究人員透過真實房源廣告進行測試，實際發送看房申請，對申請者姓名進行變動，收入與教育程度則相同，進一步驗證此現象。結果顯示：名字看起來像德國人的申請者獲邀看房機率達22%，而中東、土耳其或非洲常見姓名的申請者僅有16%的機會收到邀請。
每日投三份申請仍無房可租
貝爾菲娜·奧科特（Belphine Okoth）2023年從肯尼亞赴德攻讀研究所，在波恩尋覓公寓五個月未果。她表示已訂閱幾乎所有房源平台，平均每日投遞三份申請。
她向德國之聲坦言：“我雖然無法斷言，但可能存在一些偏見。因為我確實用德語發送申請，個人檔案裡沒有照片。當房東見到我時，或許會想‘這和我想的不一樣’。”
“我不敢明確地說這是種族問題，我試著不去這麼想，否則會感到非常沮喪⋯⋯如果我完全從種族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我覺得我根本沒有機會。”
畢業後，奧科特搬離學生宿舍，目前居住在非正式轉租的住所——這正是DeZIM報告揭露的另一問題。
調查發現，有種族與族裔背景者更容易處於不穩定的租房狀況：12%的族裔和種族少數群體簽訂的是有限期的租約，而非族裔和種族少數群體僅佔3%。
他們還因住房成本承受更高的經濟負擔，需將40%以上收入用於住房：37%的種族化群體將超過40%收入用於住宿，而非種族化群體僅為30%。
“房市已徹底被種族主義污染。你若與黑人交談，他們講述的經歷都驚人相似。”柏林黑人權益組織“德國黑人倡議”發言人塔希爾·德拉（Tahir Della）說道。
德拉表示，房東鮮少明說他們因為種族原因而拒絕申請者，因這違反法律。但他指出，常見情況是，黑人申請者的名字若聽起來像德國人，雖獲邀看房，卻在現場被告知房屋已租出。
他強調：“在柏林，唯有透過人脈關系才能覓得住所，這現象適用於所有人，不僅限於少數族裔或移民。但根據我個人經驗，種族確實是一個被排除的標准。”
一位要求匿名的非裔德國男子向德國之聲透露，盡管他擁有高薪的終身合約工作，仍被要求提供擔保人，以承擔潛在債務責任。
“這無疑是封閉市場的手段，也讓外國人租屋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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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問題常顯現於與房東、鄰居的糾紛中
亞歷山大·湯姆（Alexander Thom）任職於“公平租房，公平居住”（Fair mieten, Fair wohnen），該機構是德國唯一專門處理住房市場歧視問題的專業咨詢機構。
他表示，這份報告反映了他與同事們工作中常遇到的情況。湯姆指出，歧視在鄰裡沖突中尤為突出，其造成的個人傷害往往比租屋遭拒更為深重。
“早期歧視案例多涉及附加費用的計費，或租金金額爭議，”他向德國之聲透露，“如今我們更常見到的狀況是，表面看似普通的鄰裡糾紛，實則暗藏極其具體的歧視案例。”
湯姆描述了典型案例模式：黑人單親母親常因孩子“太吵鬧”遭鄰居攻擊或向物業管理公司舉報。物業公司未經查證便向租戶發出警告的情況屢見不鮮。經調查後往往發現並未違法，最初投訴的鄰居所提出的所謂“噪音污染”記錄，實則存在不准確或偽造情節。
戴維（化名）是已入籍德國的非裔美國人，在此居住逾十年且德語流利，親身經歷了湯姆所描述的歧視行為。多年來，他因房東未履行標准維修義務而持續訴訟，並多次收到驅逐通知，但法院都認定這些通知無效。房東近期試圖提高租金中的附加費用，但戴維同樣在法庭上成功提出異議。
他向德國之聲表示：“我和一些朋友都認為，若房客是德國白人，房東根本不敢如此肆無忌憚。他為何一點都不怕被刑事起訴？顯然因為他覺得對方只是個黑人，他可以為所欲為，這再明顯不過。”
種族歧視導致住房面積更小、租金更高、質量更差
DeZIM研究同時揭露住房標准、成本與面積的不平等現象。數據顯示，少數族裔居住於存在缺陷住房的機率約為57%，而非種族化群體僅為48%。
這些少數族群更常暴露於高濃度環境污染中，例如居住環境中的二氧化氮濃度。他們的居住空間也明顯更為狹窄，人均居住面積僅47平方米，人均房間數為1.3間；而非種族化群體平均居住面積為69平方米，人均擁有1.9個房間。
湯姆指出，解決種族歧視的途徑之一是擴大受保護特征列表，並防堵監管漏洞。
DeZIM的科學主任諾亞·K·哈（Noa K. Ha）亦呼籲加強反歧視法，並提供更多價格合理的社會住宅。
她表示，自1970年代起，住房市場自由化使弱勢群體更難獲取住房，第二代移民在住房市場的處境更為艱難，這與語言能力或適應異國體系無關。
“我認為這正是公民社會與反歧視咨詢中心發揮作用之處。柏林是德國唯一設有專門咨詢機構，協助住房市場中遭遇種族歧視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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