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中共禁止跨年夜歡慶倒數 沒有煙火只有寒意
洪耀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在禁止聖誕節等「西方節日」的禁令之後，中國 2026 年的跨年夜也遭遇同樣命運。煙火尚未升空，倒數尚未開始，全國多地政府早已如出一轍地按下「取消鍵」——從西安鐘樓到上海外灘，從蘇州商場到天津街頭，官方公告如複製貼上般宣告：「不舉辦、不聚集、不跨年」。
理由則一如往常熟悉得令人麻木：安全考量、秩序維護、不可抗力。但真正值得追問的，從來不是「有沒有風險」，而是：一個長年自詡為「全球最安全國家之一」的政體，為何如此懼怕人民在街頭——哪怕只是短暫——和平地站在一起？這不是行政細節的瑕疵，而是治理敘事的內在矛盾。
一場行政取消令，映照一整套治理焦慮
從西安、合肥到濟南、宿州，各地政府同步發布取消活動的公告，語言術語幾乎一致：「切實保障公共安全」「防止人員聚集」「加強人流疏導」。更有甚者，以「不可抗力」作為彈性藉口，將任何群聚活動預設為高風險場景，等同治理破口。
這種高度一致，未必來自具體風險評估，而更像是一套已預先寫好的治理模板。措辭看似冷靜中立，實則處處透露出對人民的不信任、對公共空間的壓制，以及對自發性群聚的極度警惕。取消的不是一場節慶，而是城市公共性的存在本身。
從「最安全」到「最怕群聚」：自我敘事的崩解
中國政府長期將「治安良好、科技監控有力」作為治理優勢的宣傳標誌，經常與美歐社會的「失序」對比，例如美國的槍枝暴力或歐洲的恐攻風險。
但諷刺的是，這個最擅長控制與監視的政權，卻對一場沒有政治口號、沒有煙火爆竹、只為倒數計時的平和集會，如臨大敵。越是強調「最安全」，越顯治理的焦慮；越是宣稱「最穩定」，越暴露對社會自發行動的恐懼。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信心的崩解。
危機在邊境，戒嚴卻在內部：治理焦慮的「預設模式」
2025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中亞塔吉克與阿富汗交界的邊境地區，發生多起針對中國公民的武裝襲擊。至少 5 人死亡、5 人受傷，襲擊手段甚至動用了無人機投擲手榴彈，展現出現代戰術與明確敵意。中國大使館隨即發布緊急通告，建議所有中資企業與人員「儘速撤離」。
這場遠在國境之外的襲擊，在北京眼中卻是一道清楚的紅線：中國全球擴張觸及地緣極限的警訊。更令人警覺的是，恐怖組織阿爾蓋達隨後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發表公開警告，罕見地點名中國為潛在目標，聲稱「密切關注中國動向」，語氣直接且帶有威脅意味。
但與西方社會往往將此視為本土潛在威脅不同，中國選擇將其「邊境化」「境外化」，刻意將這些攻擊事件從國內輿論中抽離，避免恐慌擴散。然而，內部治理卻在無聲中迅速升級——外部風險一出現，內部空間就必須收縮，這幾乎已成為體制的條件反射。
這並非首次。從新疆反恐、到重大突發事件的維穩邏輯，中共治理一再展現同一模式：無法完全掌控的風險，必須轉化為可控的對內管制。
跨年活動因此成為政治壓力的第一個出口。不是因為它危險，而是因為它「可以被管」；不是因為一定會出事，而是因為「可以被預防」。這正是風險社會的中國版本：風險來自海外，封控卻落在街頭；問題在邊境，代價由人民承擔。
當「什麼都不要發生」成為治理最高準則
這種統治模式背後，是一套制度化的責任逃避邏輯：不舉辦，就不會出事；不聚集，就無需回應；不承擔，就無從問責。
當「安全」被絕對化，節慶活動不再是文化資產，而是治理負擔；公共空間不再是城市的心臟，而是潛在的政治風險點。這樣的「穩定」，不是建立在社會信任或制度韌性上，而是建立在行政懼怕與「風險零容忍」的幻象之中。這不是治理的進化，而是治理的萎縮。
跨年夜的消失，象徵公共生活的萎縮
當跨年夜被取消，消失的不只是煙火與舞台，更是城市的節奏、人民共享時間與空間的能力，以及在高壓環境中釋放情感的社會出口。
一個沒有公共儀式、沒有集體記憶、沒有正常聚會經驗的社會，不會因此而更穩定。它只會更安靜、更可控，也更空洞。這樣的秩序，不來自於人民的自律與共識，而是來自於人民的撤退與沉默。
結語：跨年的寓言，誰在害怕人民？
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我們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但它用實際政策告訴人民：「你們最好不要站在一起。」這才是跨年夜真正的寓言：煙火可以不放，舞台可以拆除，但被封鎖的，是整個社會對公共性的想像——對彼此凝視、一起呼吸、共同倒數的可能性。
當一個體制連象徵歡慶的倒數時刻都容不下，那所謂的「安全」，究竟是誰的安全？是人民的，還是政權的？是城市的，還是體制的？煙火未升，信任先墜。這才是中國跨年夜真正的寒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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