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字典查不到的事：波蘭台灣文學翻譯工作坊側記（上）
六月初，我去了一趟波蘭西南部的樂斯拉夫（Wrocław），參加國立臺灣文學館支持的台灣文學翻譯工作坊。來自波蘭、捷克、芬蘭、瑞典、荷蘭、烏克蘭的十位譯者，加上幾位出版人與選集編輯，從頭到尾談的都是同一件事：一本書從一種語言搬進另一種語言的時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現場沒有作家，三天的議程分成翻譯實務、譯者的產業角色、出版端觀點三場，我以出版方的身分參加，也在其中一場擔任講者。本篇先寫翻譯桌上的事，下篇再談這些譯稿怎麼變成書店裡的一本書。
➤翻譯讓文化被看見
工作坊的第一場由 Maciej Gaca 開場。他是漢學家，當過波蘭台北辦事處處長，也參與編過一部波蘭語的台灣文學選集，學術和外交的雙重經驗讓他談翻譯的角度跟一般漢學家不太一樣。講題叫「翻譯作為辨識」，論點很直接：翻譯讓文化被看見，不是在外交簡報裡被看見，是作為具體的人的經驗被看見。政府談文化影響力，想的通常是怎麼呈現自己、怎麼改善形象；文學做的事不一樣。Maciej 說：「小說不要求讀者同意，它要求讀者聆聽。」外交追求清晰，要解釋、要補脈絡、要糾正誤解；文學剛好相反，它引入歧義、拒絕簡化，留給讀者的問題往往比答案多。但也正因為這種複雜，文學換來的不是一瞥，而是創造持續的關注，進而能有深入的對話。
他拿韓國文學當例子：在韓江拿到諾貝爾獎之前，譯者已經工作了幾十年，出版社一本一本地試，大學開設課程，文化機構持續資助翻譯計畫。沒有人「創造」了韓江，但這些人創造了讓讀者有機會遇見她的條件。印度卡納達語文學的例子更極端：一個有千年歷史、幾千萬人在使用的語言，它的文學傳統長期在國際上幾乎不被看見，直到短篇小說集《Heart Lamp》在 2025 年拿到布克獎，整個文學版圖才突然被重新認識。
至於台灣，Maciej 觀察到一個值得注意的轉折。過去台灣文學進入國際視野時，常常被期待扮演「導覽」的角色，替外國讀者解說歷史與政治，作品承擔了很多本來不該由文學來做的工作。但《臺灣漫遊錄》不太一樣，它不急著向外人解釋台灣，而是預設了自己的世界，讀者是以訪客的身分走進去的。Maciej 說：「或許文學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一個文學傳統不再覺得有義務不斷向外國讀者證明自己的存在。」演講收在一句很有餘韻的話：「文化外交偶爾夢想著被愛，文學通常滿足於被閱讀。長遠來看，後者可能是更務實的志向。」
➤一個地名背後的政治
Maciej Gaca 的演講是遠景，接下來的場次鏡頭拉近。五位譯者輪流講自己翻譯台灣文學時卡住的地方，有的卡在地名，有的卡在註腳，有的卡在一句罵人的話，看起來都是細節問題，但每一個背後牽涉到的東西，都遠超出字典的範圍。
被提到最多的作品是《臺灣漫遊錄》。原文是中文，但故事框架設定為一份日文手稿的中譯，殖民時期的語言痕跡從第一頁就織在文本裡。烏克蘭譯者 Oleksandra Bespala 和荷蘭譯者 Silvia Marijnissen 碰上同一個問題：書裡「內地」對「本島」的說法，該怎麼處理？兩個人各自回到自己國家的殖民歷史去找答案。Oleksandra 用「主島」對應日本、「此島」對應台灣；Silvia 從荷蘭殖民印尼的文學傳統裡借來「母國」。同一組詞，因為兩種語言各自的歷史紋理，落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地名的選擇更直接地碰觸政治。Oleksandra 跟著英譯本的做法，以日治時期的 Taihoku 取代 Taipei、Kagi 取代 Chiayi。這對烏克蘭人一點也不抽象：俄羅斯占領烏克蘭的土地之後，會替城市換上俄語名字，烏克蘭首都的英文拼法要寫 Kyiv 還是 Kiev，至今都是一種表態。Silvia 面對的則是台灣華語、台語、客語、日語並存的現實，她和合譯夥伴最後選擇「擁抱混亂」，不硬套統一的轉寫規則，讓荷蘭讀者直接面對這種語言的歧異。怎麼合譯也是一個話題：過去她都是一個人做，選書、翻譯、說服出版社全部自己來，近年開始覺得一個人有極限。兩個人一起翻並不輕鬆，對風格、語序、甚至一個字的用法都會有不同意見，但面對語言層次這麼複雜的書，兩雙眼睛確實看得比一雙遠。
➤字典查不到的事
翻譯的難處不只出現在歷史和政治的重量裡，也藏在日常語言最口語的角落。波蘭譯者 Maria Jarosz 的講題是髒話，乍聽輕鬆，展開之後才發現裡面全是兩難。她在翻一部耽美小說，男主角喝醉了，朋友趁機偷走他手機打給他暗戀的對象，他氣急敗壞罵了句「賤人」。英文版譯成 you bitch，語氣抓得很準，但波蘭語的對應詞 suko 只拿來罵女性，語氣還比英文更重，放在兩個男生之間，冒犯感沒有出現，突兀感倒是先來了。她接著談到一個有趣的反例：中文的「他媽的」在波蘭語裡反而有個近乎完美的對應 kurwa mać，字面同樣涉及母親，但波蘭人講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字面意思，它就是一個語氣詞。多數時候，Maria 會選這種「翻情緒不翻字面」的做法。但劇情有時不許：一個角色罵完「幹你老母」，另一個回嘴「不要侮辱我媽」，那前一句就不能把「母親」拿掉，哪怕在波蘭語裡聽起來不太自然。她真正要談的是分寸：同一句髒話，是朋友之間的口頭禪還是真的傷人，字典不會告訴她，她得去問台灣的老師和顧問。而且分寸本身也在動，年輕一輩跟上一代的用法不同，同一個字在不同年齡層的人聽來輕重不一樣。
髒話至少還找得到情緒上大致對應的出口。同場的 Zofia Mądry 碰到的狀況更極端：她需要的概念在目標語言裡根本不存在。她在翻曹麗娟的〈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小說裡用了台灣女同志社群的身分語彙：T（tomboy）、P（Po/婆）、H（half，不分）。這套說法源頭在美國的 butch/femme，但到了台灣早就長出自己的脈絡和情感紋理，而波蘭的女同志社群幾乎沒有類似的區分。Zofia 最後決定不翻，讓 T、P、H 直接留在波蘭語文本裡。理由來自小說本身：書裡的角色說過，這些標籤是「為了讓局外人稍微容易理解一點」。讓波蘭讀者感覺到自己是局外人，本身就是一種忠實。而且留下這些字母，「T-bar」這個酒吧名的雙關才能成立，換成別的東西就沒了。
➤台語進入翻譯工作坊
有一個話題跨越了不同場次：台語。翻譯台灣文學不再只需要懂華語，《臺灣漫遊錄》裡穿插了台語和日語，Bespala 為此發展了一套從國際音標轉寫成烏克蘭文的台語標音方案，Silvia 的荷蘭語版則在詞彙表裡標出每個詞的語言來源。現場已經有譯者在認真思考是不是該去學台語。這個問題慢工並不陌生，《來自清水的孩子》本身就混用了華語、台語和日語，記錄台灣不同年代的語言狀態，漫畫裡甚至內建了一層「華語翻譯」，服務不懂台語和日語的讀者。翻譯台灣文學，過去最大的挑戰是找到願意出版的人，現在多了一題：怎麼讓另一種語言承接台灣自己的多語現實。
一位烏克蘭譯者把台北寫成 Taihoku，一位波蘭譯者讓「母親」留在句子裡，另一位讓三個字母原樣站在波蘭語裡。這些選擇不會印在書封上，也未必會被書評提到，讀者拿起書，只會覺得「這本小說讀起來就是這樣」。但匯總起來，它們就是台灣在另一種語言裡長出來的樣子。而它們要有機會被讀到，還得先過另一關：有人要願意把它印成書。這部分留待下篇再詳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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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珮珊（慢工文化總編輯）
2026-08-10 11:00 波蘭台灣文學翻譯工作坊, 臺灣漫遊錄, 清水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