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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芳銘觀點/伊朗與以色列的「戰略死局」:角色互換、路徑依賴與一場停不下來的升級循環

太報

更新於 03月01日11:42 • 發布於 03月01日11:35 • 吳芳銘
伊朗展開反擊,2026年3月1日對以色列特拉維夫射擊飛彈,以國民防司令部人員在斷垣殘壁間搜救。美聯社

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發動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與「獅吼行動」(Operation Lion's Roar)大規模攻擊伊朗,進行斬首行動、摧毀包括核設施與軍事設備,並力促「更迭政權」。

在戰爭的背後,觀察以色列與伊朗兩國長年來的戰略,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反常常態」:幾乎每一次危機都以「沒有爆發全面戰爭」收尾,卻又把下一次衝突的門檻壓得更低、把暴力的規模推得更高。

常看見一些討論停留在「會不會打成全面戰爭」,但真正決定地緣政治走向的,反而是兩個核心行為體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如何互相咬合或逼迫,最後把地緣政治推入一個看似無解的死局。

要理解這個死局,關鍵不在於誰更「好戰」或誰更「克制」的道德標籤,而在於:伊朗與以色列都以「安全」為名追求「支配性」,又都用短期有效的軍事手段換取長期更不安全的結果。當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區域的「邪惡章魚」,並把戰場外移、衝突代理化、威懾升級化,區域就自然進入一個「不戰而更亂」的迴圈。

從10月7日到「反常常態」:每次升級都在重寫規則

自2023年10月7日爆發加薩戰爭之後,中東的衝突不再是「週期性爆發—短暫停火—回到原點」的舊劇本,而是變成「衝突升級—暫時凍結—在更高烈度的新均衡上衝突再升級」。這種狀態最可怕之處在於:它讓各方逐漸習慣更高濃烈度的暴力,把過去被視為越線的行為,變成可重複的工具。

而這種「新反常常態」在近兩年又被兩件事強化:其一,伊朗與以色列的直接對抗陰影加深;其二,敘利亞政局劇變使得原本就脆弱的中東秩序更難回到任何可預期的軌道。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在2024年12月倒台,對區域與國際力量平衡造成連鎖效應,新的過渡權力結構與外部勢力介入,使敘利亞成為新一輪競逐的戰略空白地帶。

當秩序本身在崩解,任何「以升級換威懾」的策略,都會更容易失控。

死局的核心機制:兩套大戰略的「相似」比「相反」更致命

表面上,以色列與伊朗是一對典型對立的國家:政體、盟友,以及意識形態都不同。但在大戰略層面,它們反而高度相似,且這種相似性正是死局的燃料。

第一,具相同的目標:用「霸權式安全」消除不安全。

兩國都不只是要「不被攻擊」,而是要成為中東最重要且最不可挑戰的國家。這種安全觀一旦形成,就會把任何對手的存在本身視為威脅,於是政策必然走向企圖削弱對手、切斷其盟友、摧毀其外圍,以及逼其退讓。

第二,相同的手段偏好:軍事優先與「戰略縱深」。

以色列擅長短促、猛烈、以情報與空中力量為核心的精準攻擊;伊朗長於長期消耗、代理人戰爭與「前進防禦」。方法不同,邏輯卻一致:把衝突推離本土、把代價外部化、把風險轉嫁到邊緣地帶。這種策略短期看似有效,長期卻必然累積反作用力。因為,外圍戰場終究會反噬核心,代理人終究會把你拖回前線。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國際評論把伊朗的「抵抗之弧」形容為既削弱又仍具危險性:它可能因挫折而更碎片化、更難控,反而增加誤判與外溢風險。

第三,角色互換的悖論:為何以色列更像修正主義者,伊朗更像現狀守成者?

傳統敘事常說:以色列是現狀維持者,伊朗是修正主義者。但在這一次戰爭後,至少在行為模式上,兩者出現「角色互換」。

首先,以色列從「管控衝突」到「重塑秩序」。這次與美國聯手的軍事行動,可以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政治邏輯概括為「尋求一個足以改寫秩序的勝利時刻」,甚至借用「1967時刻」的象徵:透過多線施壓、擴大戰場,並建立新現狀,將中東地緣政治規則重新寫成對己方更有利的版本。

這類戰略在戰術上可能收穫可見成果,但它也包含一個歷史反覆驗證的陷阱:可以用軍事力量摧毀對手的能力,卻很難用軍事力量「終結」對手的政治問題。當治理真空、族群仇恨與人道危機持續存在,新的敵人與新的動員會在廢墟中長出來。

其次,對伊朗來說,近年受挫後總在進行「保全資產」與降級需求。伊朗在承受外部壓力與代理人戰爭受挫後,把優先目標調整為「保全既有資產」而非持續擴張,並在某些議題上尋求停火或降級機制。這並非伊朗突然變溫和,而是典型的劣勢方理性:當直接對抗成本上升、可控性下降,維持現狀反而成為更可承受的選項。

升級循環為何停不下來?三個結構性推力

首先,推力一是安全困境的螺旋,越想「自保」,對手越覺得你要進攻。以色列的先發制人越成功,伊朗越會相信「若不加碼報復就會被清除」;伊朗的代理人網絡越活躍,以色列越會相信「不摧毀源頭就永無寧日」。結果是,每次看似防禦性的行動,在對手眼中都像為進攻做準備。

其次,推力二是國內政治的綁架,領袖用外部戰爭解決內部危機。當國內政治極化、社會創傷深重,領導人更容易把「戰爭目標」變成「政治續命工具」。外部衝突提供凝聚、提供正當性,也提供延後清算的時間。於是理性退讓在政治上變得昂貴,升級反而是「最不需要解釋」的選擇。

再者,推力三是代理人與碎片化,以為自己正在操控棋子,實際上棋子也在操控你。代理人戰略的代價,是代理人有自己的議程。當盟友(或代理)採取超出你掌控的行動,你不是被迫背書,就是被迫切割;無論選哪一個,都會損害威懾與可信度。久而久之,地區變成一個「任何小規模衝突都可能快速外溢」的雷區。

如何打破死局?不是「大和解」,而是「拆掉升級的樓梯」

現實地說,指望伊朗與以色列短期達成宏大的和解並不可信。更可行的路徑,是把「升級變容易」的結構拆掉,讓各方回到「升級很難、降級不丟臉」的機制上。至少有四個可操作方向:

第一,建立可核驗的降級通道:包含軍事熱線、第三方斡旋的危機處置流程,以及對特定行動,如跨境打擊、對關鍵基礎設施攻擊等的紅線互認。第二,把「代理人戰場」與「核心國家」切割:以停火框架與區域談判,逐步降低代理人行動的戰略價值,讓支持代理人的成本高於收益。

第三,用「海上安全」做最小共識:能源航道與海上運輸是各方共同命脈。先從海上誤判管控、護航協議、保險與通行規則談起,比直接談政治終局更可能落地。

第四,把巴勒斯坦問題從「被延後」改成「可治理」:任何以軍事方式「跳過」巴勒斯坦訴求的秩序重塑,都會在道義、外交與安全上遭到反噬。治理方案、人道通道與政治前景,是阻止極端動員再生的底座。

但是,眼前史詩級大規模的攻勢,這些途徑仍是困難重重,政治智慧、全球承擔經濟代價的壓力與協停機制介入的有效性,或許才是降級、降溫及停戰的契機。

真正的死局,不是誰打贏,而是「誰都無法感到安全」

伊朗與以色列之所以把中東拖進戰略死局,並非因為雙方不懂風險,而是因為它們都被自己的大戰略鎖住:用軍事手段換取短期安全感,卻在長期製造更深的不安全感;用戰略縱深把戰火外推,卻讓整個地緣政治成為報復循環的燃料箱。

當「反常常態」成為常態,最危險的不是下一次危機,而是所有人開始相信危機始終無可避免。打破死局的第一步,是讓升級重新變得困難,讓降級重新變得可行,這不是因為理想主義,而是因為這是唯一能讓任何一方真正接近安全的現實路徑。

作者為政治經濟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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