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慎刑」成為殺戮的藉口
王昱翔／廢死聯盟法務專員、錢建榮／律師、前最高法院法官
今年1月14日，高雄高分院針對吳龍滿案宣判，維持一審死刑量刑。本案在一審是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下稱113憲判8）後的首則死刑判決。
不過，二審判決新聞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議庭花費大量篇幅撰寫的「五點判決傍論」，試圖針對死刑存廢議題與社會對話。一言以蔽之，合議庭認為：雖然了解死刑存廢的爭議，不過目前死刑還是刑罰選項之一，若依法只能判死那就必須做出死刑判決。但我們認為此傍論充滿邏輯謬誤與對113憲判8的錯誤詮釋，以下詳加說明。
欲溝通死刑爭議，卻寫出漏洞百出的傍論
113憲判8並未正面肯認死刑作為刑罰種類之一的合憲性，毋寧是說，其指出現行死刑制度的不周全，且至少必須符合「八道門檻」（簡言之，使死刑從偵查、審判到執行更加嚴謹）才合憲。然合議庭為強調死刑合憲，在傍論第一點即稱113憲判8「宣示死刑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這是對該憲法判決的去脈絡化解讀。
討論教化可能性（傍論四）時更是自打嘴巴，先是稱「無法善盡刑罰教化功能之不利益」不應歸由被告承擔，緊接著卻又自承無法判斷如何教化，並認為監獄無法發揮教化功能，因此最終維持被告的死刑，但這樣的決定不正是將不利益歸於被告了嗎？既然合議庭自承「無法判斷」，理應選擇保留生命的長期監禁以持續觀察，而非選擇不可回復的死刑。
對於「教化可能」的理解不足才會覺得「空泛」
判決花費許多篇幅說明教化可能性，最後卻得出不應以「空泛的教化可能性」作為判死與否的理由（傍論四）的結論，其實表示合議庭沒有正確理解其內涵。所謂「教化可能性」可以理解爲透過刑罰達到預防功能（包含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可能性，只要我們承認刑罰的目的除了應報還有預防，理應進行此判斷，亦應反對量處死刑，因為死刑把人消滅，本質上就失去了刑罰的目的。
事實上自我國刑事司法將「教化可能性」（或是後來較常稱「更生改善可能性」等詞）作為死刑量刑的重要判斷依據之後，司法實務與學術界即逐漸發展使用相關調查、鑑定之方法去補充此概念的實質內涵，尤其是近年對於「量刑前社會調查」或「情狀鑑定」等相關鑑定的操作更臻成熟之後。這些努力早已使得刑事司法對於被告的更生改善可能性不再「空泛」，可惜合議庭不察，認為當被告行為達到「罪無可赦」時，即不需再考量其更生改善之可能（但其後段落卻又矛盾地納入審酌）。
「依法審判」不該作為法官價值判斷的遮羞布
傍論二說法官不能用個人的價值觀（如廢死信念）來取代法律規定，做出判決時須以證據和法律原則加以適用，並盡可能排除主觀影響，這才叫「依法審判」。
事實上在審判過程、解釋法律時，必然包含價值判斷。即使不判死，也是在法律框架內所為的評價性裁量。就像對於本案是否屬於「犯罪情節最嚴重」、是否「罪無可赦」，不正是仰賴合議庭的價值判斷？因此本案不是依法必須判死，而是法官選擇判死。113憲判8要求判死須一致決正說明法官的評價可能會有差異，而這個評價仍是基於法律而來。
「慎刑」作為掩飾殺戮的藉口
判決最後寫道合議庭「也經過不只1次評議進行討論」（傍論五），以此證明其「慎刑」。但這可能透露出曾有法官於評議時反對判死，故需要不只一次的評議來討論。而且合議庭雖強調知曉「慎刑」之重要，整篇論述卻透露出「非殺不可」的執念。
從合議庭對於「冤案」的理解，也可知其不夠「慎刑」。因為其認為的冤案僅限縮在判錯罪上面，卻忽略了即使有罪的人被宣告不該得的刑罰也是一種冤。事實上不論是錯誤地判有罪或給予過度的刑罰，都是對被告財產、人身自由甚或生命的侵害，更別說死刑一旦執行便無法回復。合議庭對於更生改善可能性欠缺正確理解，又未意識到量刑錯誤亦屬重要的冤案類型，何來的自信認為不會錯殺？
吳龍滿案目前尚未定讞，本文在此並不是針對個案發表評論，而是針對傍論。此篇傍論不僅對於113憲判8有錯誤的理解、論述邏輯前後矛盾，亦對於更生改善可能性認識淺薄，最後還冠冕堂皇地稱其為「慎刑」。如此破綻百出的傍論，實不利於死刑存廢的社會溝通。
★《鏡報》徵文／《鏡報》歡迎各界投書，來文請寄至：editor@mirrordaily.news，並請附上真實姓名（使用筆名請另外註明），職稱與聯絡電話。來文48小時內若未收到刊登通知，請另投他處。
更多鏡報報導
張娟芬專欄：唯一死刑與二級新鮮──第一次死刑釋憲的歷史現場（5之1)
錢建榮專欄：非必要之惡──當監獄成為只有絕望的「活死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