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觀點》江油事件：當霸凌升格為國家暴力，當火星落在乾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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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事件，看似一場地方維權，卻是一面照妖鏡。幾個少年在校園裡圍毆同齡人，殘暴畫面衝上網絡，讓每位父母心頭一震——如果那個孩子是你的孩子呢？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霸凌者竟毫不掩飾地說：「都進幾回了，沒事。」短短一句，赤裸地揭穿了中國的潛規則：有背景、有關係，就可以沒關係。
面對群眾維權，中共基層官員的姿態與這些霸凌少年如出一轍；而中國老百姓，則如那被圍毆的孩子般無力。當一群穿著制服的成年人在街頭群毆公民，暴力的邏輯昭然若揭：權力免責、去人化，以及對「穩定壓倒一切」的盲目崇拜。這不是偶發的道德崩壞，而是制度長年輸出的價值結晶，是一個高度等級化、不平等社會的縮影。
中國的教育與社會化，從兒時起便灌輸服從與權力崇拜——聽話才是「好孩子」，平等與尊重被邊緣化。校園裡，霸凌缺乏有效申訴與處理機制，有背景者往往全身而退，「我爸是李剛」早已成了時代的符號。欺凌不僅被容忍，還被模仿為生存技巧。當這些人進入公權力系統，「以強欺弱」的本能不但沒有被矯正，反而升級為制度化暴力：拳頭換成警棍，受害者從同學變成公民。江油事件的施暴者，多來自政法與維穩部門，自認「代表國家」，於是毆打成了「履職」，暴力也獲得了正當化的幻覺。
在中國的維穩語境中，抗議者會被迅速貼上「鬧事分子」或「境外勢力」的標籤，公民的合法性瞬間被抹除——香港反送中便是最鮮明的例子。他們不再是有尊嚴、有權利的人，而只是需要被「處理」的風險因子。此時，動手不再是恥辱，而是「能辦事」的政績；在體制內，壓得住群眾就是升遷資本。正如蔡奇直言：「對群眾要刺刀見紅。」暴力從被默許，進一步變成了被獎勵。
中共的處理手法早已形成慣性——「反官員，不反皇帝」。中央永遠正確，地方才是替罪羊。從校園霸凌到群體事件，責任一路下推。當輿論沸騰，中央只需拋出幾個地方官員祭旗，就能平息民怨，制度本身卻穩如磐石。權力永遠自上而下，責任則自下而上，替罪羊機制一次次重演，既消耗地方，也鞏固中央的權威。
江油事件還踩中了另一根導火線——經濟的脆弱期。青年失業率高，房地產市場深陷危機，出口連月下滑，民企信心低迷，外資撤離加速。從縣城到大城市，人們陷入內卷、躺平、高失業的荒謬循環。整個社會如同乾裂的森林，焦躁與不滿遍地蔓延，任何一點火星——一次強拆、一宗命案、一次暴力執法——都可能點燃熊熊大火。
歷史上，這樣的星火比比皆是：2010年，突尼西亞小販布瓦吉吉因遭警察羞辱、沒收攤車而自焚，點燃阿拉伯之春；1980年，波蘭格但斯克造船廠罷工，催生團結工會，最終推倒共產政權；1989年，北京天安門的悼胡行動，從學生對改革的呼聲燃成全國運動；2019年，香港反送中再度讓世界見證火種的傳播。這些事件的共通點在於——它們都誕生於經濟壓力與制度僵化並存之時，社會早已乾到只等一根火柴。
今日中國的結構性壓力，與這些案例並無本質不同。房市崩壞意味著中產資產的幻滅，青年失業切斷了一整代人的上升通道，資訊封鎖讓不滿在密室裡悶燒。當生活沒有出路，最細小的不公都會被放大成對整個體制的控訴。江油事件或許只是地方新聞，但在這個時代，它也可能是歷史的轉捩點——不是因為它特殊，而是因為它落在了最乾燥的地方。
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幾名地方官員的去留，而在於能否成為一代人的覺醒時刻。不是事件在尋找群眾，而是群眾在等待事件。民主從來不是恩賜，而是每個人持續參與、日積月累的結果。當社會裂縫遍布，當乾柴已經遍地，星火不必偉大。那一天，中國人民決定不再沉默，火光就會從縫隙中竄出，燒向整個天空。每一次沉默，都是為下一次爆發積蓄燃料——毛澤東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正是中共長期竭力維穩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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