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川普挑戰央行獨立性 掀起貨幣政策與民主公平拉鋸戰
美國總統川普（D. Trump）就任以來自栩是多數選民選出的總統，應享有更多權力行使總統職權，例如：以行政命令對各國出口商品課徵附加關稅，無須經過國會批准；或改變已有一定運作常軌的公共事務，例如：他公開討論是否能直接撤換聯邦儲備銀行（簡稱聯準會，Fed）理事會主席，質疑央行獨立性是否有益於國家經濟體系的運作。
川普施壓聯準會與央行獨立性的政治挑戰
川普於2025年7月24日赴聯準會總部拜訪主席鮑威爾（J. Powell）。據報導，川普此行真正目的是對聯準會施壓要求調降利率，並藉視察聯準會花費25億美元修繕具有歷史價值的總部，找出其中弊端。
與鮑威爾會面時，川普首先出示一張工程經費高達31億美元的清單，認為工程經費增加的不合理，鮑威爾當場反擊認為清單包括了5年前就已完工的另一棟建築（Martin Building）的修繕費用，導致不當誇大總部修繕費用。
此項視察正好在聯準會剛召開完畢為期2天的決策會議，會議決議聯準會的基準利率維持不變，讓人聯想到視察其實是藉總部修繕費用問題，要聯準會降低利率。由於修繕費用暴增是錯誤訊息，川普狡計未能得逞。
這則新聞讓我想到前任美國聯準會主席沃克（P. Volker）得知當時總統雷根想順道拜訪他，沃克唯恐此舉讓民眾質疑聯準會運作的獨立性，就甘冒不諱直接對總統說：「請你滾回去。」（原文：Paul Volker told Reagan to go to hell），顯見聯準會獨立性當時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共識，不容挑戰。
央行的經營應具有獨立性，且不應為私人掌控或擁有，是20世紀才逐漸形成。最早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1694年成立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時，一直都是維持私營型態。目前，大多數央行，除了穩定物價外，還負有其他政策任務，像我國央行經營目標就包括：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以及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
七〇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造成許多國家嚴重的物價膨脹以及失業問題，學者專家開始注意央行運作對一國的總體經濟表現的影響，試圖從央行決策過程、組織架構與制度等角度編制央行獨立性指標，考量的因素有：
1、央行與行政部門間制度上的從屬關係。
2、央行總裁與行政官員間非正式關係（如：他們是否經常在不同場合會面）。
3、財政部要求央行對財政赤字的貨幣融通難易程度。
4、央行經營目標，是否包括支應預算支出所需的財源或協助經濟發展。
後續研究顯示：央行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愈獨立（如：瑞士與德國），物價膨脹率就愈低，反之，獨立性愈低（如：義大利），物價膨脹率愈高；而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與央行獨立性指標並無明顯的關聯。維持物價穩定遂成為央行經營的首要目標，由於穩定物價屬專業技術領域，所以，貨幣政策釐訂與執行最好交給具有這方面知識的技術官僚。
次貸危機的警示
從1990年代以來，主要國家的央行、財政部以及金融監理機構多認為金融市場能自我偵錯、自我修正，不需要過度干預與規範，應鬆綁讓金融市場創新發展，鬆綁亦可讓市場發揮最大效率，使閒置資金充分運用，投資人亦可獲得最好的報酬。這些央行決策官員積極推銷此種「雙贏」論調，忽略了整體風險管理的重要。
此時，獨立的央行反而容易因決策者的偏見與傲慢，讓貨幣政策制定出現偏差不易改正，對總體經濟表現產生傷害。舉例說，九O年代初期，美國房地產價格開始上漲，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數量從2002年快速增加。為了增加獲利，銀行業者將次級房貸證券化，由信評公司對這些金融商品給予信用評等，再將包裝後的證券賣給第三者以賺取豐厚利潤，聯準會並未介入管理。
到了2006年中，美國房價開始下跌。取得融資變得愈來愈困難，利息成本也跟著上升，導致違約與法拍的案件急遽增加。2008年9月，在住宅貸款抵押債權證券上擁有龐大業務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布破產，次貸危機一夕擴大為全球金融風暴。
金融風暴發生後，美國與主要國家提供大量資金挹助金融市場，美國聯準會在2008年11月推出第一波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仍然無法讓經濟復甦或舒緩嚴重的失業問題，卻導致全球通貨膨脹。2010年11月QE2接續出爐，全球經濟體系面臨更嚴重的挑戰。然而這些國家的央行卻辯解這些政策都是為了避免全球金融體系全面崩潰，但獨立制訂與執行貨幣政策並未受到政治干預，聯準會似乎忘了鬆綁是整個事件的罪魁禍首。
這種「獲利個人化，損失社會化」的不公不義現象，已經出現在世人眼前。更令人憂心的是，世界各國的民主體制普遍存在政治與金權掛勾的壟斷性結構，政府與政黨接受來自金融業者的鉅額政治獻金，使得這些國家的公共政策任業者擺布，金融法規與制度的制定向業者的利益傾斜；金融業的勢力甚至大到可以影響選舉結果，以致具有實質意義的金融改革無法推動。
民主媒介功能被遺忘
長久以來，這些信奉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央行決策官員與學者一再鼓吹：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與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深信市場可讓價格機能維持完美。
理性預期理論假設金融市場參與者皆為理性的經濟個體，以理性預期做為決策基礎。而效率市場假說係指：由於投資人只對追求自身財富極大有興趣，並以理性方式對金融市場中各種資訊做正確評估分析，所以，市場中任何新資訊都會立即反映在價格上，使得資產價格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釋出足夠的訊息以彌補他們訊息的不足。簡單的說，他們堅信金融市場存在自我規範的機制。
貨幣政策制定交給專家學者獨立行使，或可避免政黨、政治人物以及政府透過貨幣政策來滿足他們的政治需求，卻無法逃避社會對貨幣政策的需求，因為貨幣政策具有財富與所得分配效果。舉例說，債權人的資產價值（債務人的債務負擔）因利率上升而增加，債權人是利率上升的受益者，而債務人則是受害者。民主政治需靠社會公平正義才得以永續，獨立的央行卻無法保證貨幣政策的公平性。
哈佛法學院教授迪森（C. Desan）指出：自由民主國家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時不能忽略貨幣不只是傳統的交易媒介與價值儲藏工具，它更有民主媒介（democratic medium）的功能：若貨幣政策導致社會財富與所得分配惡化，中低所得階層民眾不僅無法靠自身力量解決生活困境，也不能指望央行為他們解決，就不願意站出來捍衛民主制度。也就是說，民主制度必須透過貨幣政策的運作，以維持社會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基本公平。
不幸的是，民主媒介的功能卻是央行決策者常常忽略的，因為央行獨立性一旦變成獨立的傲慢，決策者會以尊重經濟專業為由，忽視貨幣政策的分配效果。基於這些考量，迪森主張要重新設計貨幣管理機構，讓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督能整合成為一個為多數民眾利益服務的機構。
回到以民為本的貨幣政策
主要國家央行亦未利用貨幣政策紓解薪資階級或債務人的痛苦。武漢肺炎以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破壞全球供應鏈導致物價上漲，美國經濟學界就出現兩派看法，一派認為物價上漲只是全球供應鏈出現瓶頸，造成商品供需短期失衡，因此，無須擔心長期物價膨脹，也無須改變現有貨幣政策；另一派則認為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會助長供應鏈失調所產生的物價上漲，進而引發長期物價膨脹。顯然，聯準會傾向後者的看法，提高利率水準，加重薪資階級與債務人的債務負擔。
我國央行自2024年第三季，推出「不動產放款總量管制」政策，企圖導正房地產市場，實施近一年來，由於欠缺完善的住宅政策做為配套，房地產價格並未因而趨於合理，民眾對住宅需求亦未顯著減少，只是想買房子自住的民眾借不到錢，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顯示央行在制定此項政策時，忽略貨幣政策作為民主媒介的功能。
何種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機制對民主制度才有助益﹖這個問題過去很少被討論，被多數專家、學者以及政治人物視為民粹。有人主張降低央行獨立性，讓央行運作納入社會大眾的監督，這個主張無法解決現有問題，反而衍生更多的問題。如何讓貨幣管理機構不再受金融市場的操弄，回歸到以大多數民眾利益為考量的貨幣政策，是我們必須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