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AI落後的虛構讓我們焦慮

今年6月，一份名為「Europe 2031」的小說式報告在布魯塞爾政策圈迅速流傳，短短數日便登上各大媒體頭版。這份文件由一群AI研究人員、智庫學者與投資人聯合撰寫，以虛構故事的形式描繪歐洲若在AI主權競爭中落敗的黯淡圖景。歐洲僅擁有全球5%的AI運算能力，經濟與政治主導權拱手讓給美、中兩強，歐盟本身的存續也岌岌可危。更令人震驚的是，歐洲議會議員紛紛傳閱這份文件，英德兩國的非正式外交對話也受到它的影響。一篇小說，竟悄悄滲入了真實的政策討論。

這並非第一次，在「Europe 2031」之前，有一篇描述2028年白領失業海嘯的投機性報告，引發股市短暫震盪；更早之前，還有「AI 2027」這本假想超級智慧摧毀人類文明的作品。這些文章的共同邏輯是先設定一個末日終點，再向後倒推出一條看似合理的路徑。因為這樣的寫法只保留通往結局所需的步驟，現實中的反例、矛盾與偶然性全部被剔除乾淨，讀起來格外流暢、格外駭人，也格外像是預言。

人類的大腦天生偏好故事勝於統計，一個有名字、有情緒的主角，比一千份政策白皮書更能讓人感同身受，也更能讓讀者記住某一個觀點。虛構故事的威力從來不在於它的準確性，而在於它的傳染性。它讓複雜議題變得直觀，讓抽象恐懼變得具體，卻也在過程中把不確定性悄悄置換成了確定性。

末日預言確實有其功用，它能清除那些因過於熟悉而讓人麻木的議題上的思維積塵，讓政策制定者得以在想像中演練危機，比任何學術論文都更快速地形成共識基礎。歐洲在AI監管強弱上的無所適從、對美國雲端基礎設施的高度依賴，以及在半導體供應鏈上的結構性脆弱，這些都是真實的挑戰，早在「Europe 2031」問世之前便廣泛存在於政策討論中。若一篇小說能讓這些討論真正走進議會殿堂，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當虛構故事開始直接塑造外交議題、影響立法優先順序，風險便隨之上升。因為一篇投機性文章不只傳遞觀點，它同時也傳遞了恐懼的框架、選擇性的因果邏輯，以及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政策主張。「Europe 2031」的作者群中包含投資人，這不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組合。文章對「歐洲必須大量興建資料中心」的強調，可能只是一些人的商業願景。政策若因此而轉向，無形中就會讓有心人士得利。

台灣社會對這種現象並不陌生，每逢選舉或地緣政治緊張，各種「台灣有事」的情境推演報告便在社群媒體上大量流傳，從軍事攻防的細節到社會崩解的路徑，描寫得栩栩如生，讀者往往難以辨別這究竟是嚴謹的戰略分析，還是有目的性的輿論操作。

面對這種局面，與其期待讀者自動建立免疫力，不如在閱讀習慣與資訊素養上做更深刻的改變。閱讀投機性文章時，最重要的第一個問題不是「這個情境會不會發生？」，而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希望我因此相信什麼、害怕什麼、支持什麼？」當一個虛構故事讓你感到強烈的情緒反應，那正是需要放慢思考速度的時刻，因為故事設計者就是為了讓你在那一刻放棄批判。

科幻作家金·史坦利·羅賓遜在他的著作《未來部》（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中，為了讓解決方案顯得更廣泛可行，提到了加密貨幣作為氣候融資工具的可能性，他後來公開表示後悔，稱此為一大失誤。一位有良知的作者願意為自己筆下的影響力承擔後果，這份自省令人敬重，但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所有虛構故事的作者都有這樣的自覺。

「Europe 2031」的病毒式傳播，是一個時代症狀。它提醒我們，在這個注意力稀缺、複雜性令人焦慮的時代，一個恐怖故事的傳播速度永遠快過一份嚴謹的政策分析。這不是要否定故事的力量，而是要更清醒地認識這種力量從哪裡來、被誰所用、往哪裡去。政策的羅盤可以從虛構中汲取靈感，卻不能讓小說成為真正的導航系統。當兩者的界線模糊了，我們的集體決策也就悄悄失去了準星。